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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的确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

“除了有益的东西以外，你是不是也把另一些东西叫做善呢？” “不”，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样看来，对于任何人有益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善了？” “我想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

“再拿美来说，我们还能按什么别的方法来下定义吗？难道我们能把一个身体、工具或你所知道的任何其他东西，因其对于一切都是美好的才称它为美吗？” “当然不能”，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任何一件事物，它对于什么有用处，就把它用在什么上，那就是美了？” “的确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任何一件事物，如果把它用在它所对之有用的事以外的什么别的事上，它还会是美的吗？” “对于任何一件别的事都不能是美”，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有用的东西，对于它所有用的任何事来说，就是美的了？” “我以为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再说勇敢，尤苏戴莫斯，你以为它也是美好的事物之一吗？” “我以为它是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你以为勇敢是对最微不足道的事有用吗？” “当然不是，而是对重大的事有用”，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你以为处于可怕和危险的事物之前毫无知觉，这是有用吗？” “决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样看来，那些由于对于这一类事物性质的无知而不害怕的人，就不是勇敢的人了？” “当然不是，因为如果是的话，许多疯子和懦夫就都是勇敢的人了。” “那些对于本不可怕的事物反而害怕的人怎么样呢？” “那就更不是勇敢的人了”，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你以为那些在可怕和危险的事物面前能够临危不惧的人就是勇敢的人，而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就是懦夫了？” “的确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以为在大难临头的情况下，除了那些善于应付的人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人能够临危不惧吗？” “除了这些人以外没有别人”，尤苏戴莫斯回答。

“除了那些不善于应付的人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人会惊慌失措呢？” “还有什么别的人呢？”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双方岂不都是按照自己所认为应该的那样应付了吗？” “怎能是别样呢？”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那些不善于应付的人是不是知道他们应该怎样应付呢？” “毫无疑问不知道”，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那些知道应该怎样应付的人，只是那些能够应付的人了？” “只是他们”，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些并非完全错误的人怎样呢，难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也惊慌失措吗？” “我想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样看来，那些惊慌失措的人都是完全错误的人了？” “很可能是这样”，尤苏戴莫斯说。

“这样看来，那些知道怎样应付可怕和危险情况的人就是勇敢的人，而那些完全错误的人都是懦夫了？” “我看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在苏格拉底看来，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两种政体，但它们彼此很不相同。征得人民同意并按照城邦律法而治理城邦，他认为这是君主制；违反人民意志且不按照律法，而只是根据统治者的意愿治理城邦，是僭主制。凡官吏是从合乎法律规定的人们中间选出来的地方，他认为是贵族政治；凡是根据财产价值而指派官吏的地方，是富豪政治；凡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被选为官吏的地方，是民主政治。

当有人在某一点上和苏格拉底有争论，但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只是断言，他所说的某人，（比苏格拉底所说的）更聪明，更有政治才能，更勇敢，等等，却拿不出证明的时候，苏格拉底就会按照以下方式，把整个讨论，引回到原则性问题上去： “你是说你所推崇的人比我所推崇的，是更好的公民吗？” “我是这么说。” “那样，我们为什么不首先考虑一下，一个好公民的本分是什么呢？” “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从财政方面来说，岂不是那能使城邦更富裕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 “当然。” “从战争方面来说，岂不是那能使城邦比敌人更强大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 “怎能不是呢？” “作为一个使节，岂不是那能化敌为友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 “大概是。” “在议会发言方面，岂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