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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专程前来拜访殿下，有一事想〃乞垂清诲〃。

俾：什么问题？

李：〃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

俾：辱承阁下明问，〃惜敝国去贵国较远，贵国之政平时又未尝留意，甚愧无从悬断。〃

李：〃请问何以胜政府？〃

俾：〃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龃龉之处，非俯首以从命，即直言以纳诲耳。〃

李：〃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

俾：〃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

李：〃中国非无人之为患，特无教席亦无兵法之为患。〃〃惟异日回华，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且需聘教习之武弁，仍惟贵国是赖。〃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一年前的惨败，并无反省。他向俾斯麦讨教中国复兴之道，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何以胜政府〃，二是〃政府何以图治〃。第一个问题中，包含着他对甲午之战失败的解释：甲午败于日本，只是他这个臣子没有办法〃放手办理〃，最后导致〃兵不练〃的结果。因甲午清朝海军惨败，《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遭到国人痛诋，在失意中，李鸿章回顾其一生事业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犹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在这短暂的赋闲期间，他抨击〃言官〃：〃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游历欧美之后，得出欧美〃上下一心〃，而中国却〃政杂言庞〃。他把失败归之于政府受〃言官〃左右的结果，如果更为专权，就不至于这样了。因此，在向俾斯麦寻求复兴之计时得意洋洋地告诉俾斯麦，有人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就毫不奇怪了。作为当局者，李鸿章确实执迷冥顽得很。中国的复兴竟然归结为〃放手让我干事〃，可见他的复兴概念，不过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中兴〃的同义语。只要中国出现一个威廉二世那样的能让俾斯麦干事的领导人，就可以了。至于第二个问题，表明他仍然深信自己一生练兵事业乃中国复兴之关键，表示回国后，要学习德国军制，〃惟贵国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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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

马士和宓亨利在他们的巨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总结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时说道：

甲午一战，中国不但战败，而且蒙垢受辱。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形胜之地一一委弃，临阵不战而逃，中国殷殷寄以厚望的舰队被可耻地驱逐到设防的港口内匿不出战。中国的将领们个个显出无能，而且很多是懦夫，政府的颟顸腐败，在国家危急之秋并无异于承平之际；而中国人民虽则有了一点国家意识，还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其惟一的原动力就是个人利益，但知盲目的愤怒，却不知为国家利益而发愤图强。在战争期间，中国并不是以最大的精力用之于杀敌致果，而是用之于乞求列强的干涉，中国的统治者们指望不须认真努力救治其积弱的原因，而但求借外力以挽救中国免于自食其积弱的后果。挽救中国免于侵略与瓜分，是列强的义务，而中国却不负任何责任……随着和约的缔结，中国的大臣们已普遍不为人所信任，就连中国的惟一政治家李鸿章也不例外，李氏已遭谪而暂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国是屈辱备至了。在一切有经验（是西方所谓的有经验而不是东方所谓的那种有经验）的观察家们看来，帝国的瓦解似乎已显然迫在眉睫而无可避免了。

甲午之战是中国学生都熟悉的。但是，他们熟悉的是清政府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和将领的英勇。在马士和宓亨利的眼中，战斗意志不过是〃盲目的愤怒〃。有怀疑精神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或许会感到奇怪，以４亿人口的大国，何以落败于小日本？再往前推一下，从１８４０年开始，战则必败，总是远离本土、为数不过数千或万余的西方军队，把数以万计的中国军队打败，把首都占领，难道仅仅是军队的问题吗？仅仅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吗？马士和宓亨利的描述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在这个答案中，没有谈到武器装备上的差异。如果总是临阵而逃，拥有什么武器才能打胜仗呢？更何况，虽曰有４亿人民，但是，这是一些有很少〃国家意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