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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２０年，中国经历了力量快速增长的过程。如何看待这一过程以及如何评价这一新兴力量，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中国的兴趣，相反地，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了人们的〃问题意识〃之中。比如，围绕人民币汇率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辩论，中国纺织品引起的贸易争端，中国旺盛的能源需求导致的全球价格的上涨，欧盟对华军售在欧美之间造成的裂隙等等，都显示着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中心。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有一次向我谈起他认识的一位美国学者，这位学者说，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而他所在的波士顿则成了世界的边缘。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也确实道出了当今一个重要的事实，不仅对于社会学是这样，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说，同样如此。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力量增长最快，同时被西方看来也是最难以把握的国家。即使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崛起，也会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革命性变迁，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的重组势所难免。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变量。

本书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力量的增长，这一主题包含两个方面，即（１）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２）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一些。考虑到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的转型历程，这个问题或许称得上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２１世纪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生死问题（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把国际关系学称为〃生死之学〃）。如果说在９０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问题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那么决定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关键问题将是〃和平还是非和平〃。这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那是一个问题〃。不恰当地套用顾准先生的表述，则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经济学考虑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增长，考虑的是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而国际关系学考虑的则是中国增长着的力量如何使用、如何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和平地生存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化道路带来了力量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而这些又会外溢进国际体系中，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有鲜明的国内特征。比如，力量在国内的不均衡分布就具有重要的国际含义：新崛起的精英集团对自己力量的感知推动着中国崛起舆论的形成，而在市场化进程中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集团，虽然缺乏实际的力量，但经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介，也在精神上认同力量的价值观。

力量的世界观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帝国传统和帝国记忆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市场的。力量强大的时候，我们是天下共主，欣欣然，陶陶然；挨打的时候，我们则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法则，试图用参透了的〃森林逻辑〃还击对手，国家间关系中平等的观念其实一直相当稀薄。人们总是说，胜利者的胜利，是因为胜利者有着更强大的力量。实际上，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和文明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制度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最终落败的国家，其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有时二者必居其一，有时则两者同在。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对于２１世纪的中国而言，如何对待和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近百年来，中国最大的命题，借用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话，就是如何通过〃历史三峡〃。检讨近代中国的历史，我相信，确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世界历史逻辑之手，指挥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命运施加着巨大的影响。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清晰地呈现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观念形态与世界主要的意识形态一起涨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