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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通读李斯此书，虽难逃阿胡亥意之讥，但另一方面，却也还是很好地体现了李斯的政治思想。

所谓督责，督者，察也。察其罪，然后责之以刑罚也。督责二字，虽不是李斯所发明，但作为一个重要理论被提出，并加以全帝国范围的实践，却无法不归功（或者归过）于李斯。

在这里，李斯无疑是受到了他师兄韩非的启发。按，督责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八经篇：“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言必有报，说必责用。”可以看到，韩非是将督责二字分开使用，李斯则是将督责二字并为一体。这一区别，并非只是玩了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细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李斯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在韩非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韩非曾提出一个“形名参同”的理论，督责乃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形名参同，见于《韩非子》主道篇：“故（明君）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6、行督责书（2）

比较可知，韩非的督责，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而李斯的督责，则强调主动出击，积极干涉。有趣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差异，也正是两人性格上的差异。

话说回来，单从理论上看，李斯的督责制度本身并没有错，反而自有其积极和深刻的一面。只不过，这个制度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被一个错误的人执行，从而火上浇油，将帝国进一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胡亥接到李斯的回书，大喜，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胡亥曰：“如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胡亥曰：“如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帝国的局势，从此越发水深火热。而在外人看来，这一切全因李斯的《行督责书》引起，黑锅也应该由李斯一人来背。李斯毕生辛苦积攒起来的人品和声望，一时之间跌到了谷底，而且再也看不出有反弹的迹象。

李斯曾经庞大的势力，至此已被赵高一步步地蚕食掏空。短短一年之间，李斯失去了蒙氏兄弟，失去了冯去疾和冯劫，失去了朝廷群臣的信任和支持，现在，他又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民心。

然而，李斯还是下不了反击的决心。他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步出中庭，仰望长天，暗自切齿道，假如我再年轻二十岁……

1、勇士未必高大（1）

形势发展到现在，李斯再多的让步，都已经不能再让赵高满足。李斯只要还活着，对赵高就始终是一种威胁。

近来，李斯一直在委曲求全，唯恐被赵高找到发难的借口。然而还是那句话，借口永远是天底下最容易找到的东西。

赵高的借口，来自一个和李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人。

且说某一日，胡亥忽然心血来潮，打算关心一下国事，于是召集宫廷博士，问道，“朕闻盗贼至今犹在猖獗，诸生有何高见？”

博士诸生三十余人齐道：“愿陛下止作阿房宫，轻赋税，抚百姓，使天下得以安居而乐业，乱自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