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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为积极的正面企图,”她建议道,“你受创于幼年的虐待,你有能力击败那些可怕的记忆,击败那些让你痛苦的人,只要决心用生命去抵抗,这一切都可以办到。记住,只要活着就会得胜。如果你死了,虐待你的人便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你则是失败的一方。”
当天稍晚,比利在房间与尹朵娜谈话,他从床下取出汤姆大约七个月前藏在床下的刮胡刀片。
“拿去,”他说,“我不再需要它了,我要活下去。”
当尹朵娜抱住他时,她的眼眶中含着泪水。
比利告诉罗莎:“我不想再参加迷你小组了,我必须要有独立的心理准备,我必须坚强起来!不要对我说再见!”
尽管如此,小组成员仍制作了一张卡片送他。当罗莎将卡片递给他时,他居然放声大哭。
“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他说道,“我想我已经有正常人的反应了,我能感受到我常听到的”悲喜交集的情感“了,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感觉。”
10月6日星期五是比利离开医院的日子,罗莎当天正值轮休,但她还是到医院来陪他。她知道这一定会遭到其他同仁的白眼和讽刺的话,但她并不在意。她走进交谊厅看见比利,只见他身穿三件式西装,非常冷静地在那儿踱步等待。
罗莎和尹朵娜陪他走到行政大楼,副警长戴着墨镜。在柜台前等着。
当副警长取出手铐时,罗莎挡在比利前方,她质问带上手铐就像铐野兽一样是否有必要。
“是的,女士,”副警长说,“这是法律规定。”
“看在老天的份上,”尹朵娜大叫道,“当初他被带来时,是由两位女士陪他前来;现在你一个大男人警察却要铐住他,这是为什么?”
“女士,这是规定,我很抱歉。”
比利将手伸出去。当手铐扣上时,罗莎看见他有点儿退缩。他跨入警车,警车沿着弯曲的道路缓缓驶往石桥,她们跟着车子往前走,挥手说道别。回到医院后两人不禁嚎啕大哭。
第四章
(1)
当蔡伯纳和薛泰读完乔哈丁的报告后,同意该份报告是他们曾看过最完整的一份,这不是临时做出的报告;检查时间超过七个月,而且除了乔哈丁,还包括许多其他专家的看法。
1978年10月6日,公听会结束后,根据乔哈丁提出的报告,佛杰法官宣布比利已有足够的能力接受审判,他将审判日订于12月4日。
史凯瑞很满意这样的安排,但他要求必须依照犯罪当时的法律进行审判。(俄亥俄州的法律自11月1日起有所更动,证明“精神异常”的责任落在辩方律师身上,而非检察官。)
蔡伯纳检察官提出异议。
“我会考虑采纳这项提议,”佛杰法官说,“我知道当初法律刚变动时,其他案子也曾有人提出类似的提议──再说,被告有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文进行辩护。但是,我并不清楚那些案子的判决或判例结果如何。”
走出法庭时,史凯瑞告诉蔡伯纳和薛泰,他准备代表他的当事人放弃陪审团的审判,而改邀佛杰法官来审理。
史凯瑞离开时,蔡伯纳说道,“这件案子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不像当初所想的是一宗单纯案件。”薛泰如此回答。
稍后,佛杰法官表示,检方一致同意接受乔哈丁提出的报告,但不同意比利当时精神异常。这令他感到为难。
返回监狱后,史凯瑞和茱迪发现比利再度陷入低潮,他多半时间都在画画、沉思。
“为什么在开庭前,我不能留在哈丁医院?”比利问茱迪。
“这是不可能的,法院让你去那儿七个月已经很幸运了,忍耐一下,两个月后就要开庭了。”
“你现在必须振作起来!”史凯瑞说,“我强烈的感觉,如果你能接受审判,你会被判无罪;如果因为崩溃而无法接受审判,他们就会送你回利玛医院。”
但是,某天下午,有位守卫看见比利躺在床上用铅笔画画,而且发现图案是个衣衫褴褛的洋娃娃,颈子上有条绳子,吊在一片破镜前。
“嗨!比利,你为什么画这幅画?”
“因为我很生气,”那是低沉的斯拉夫口音,“该是某人死亡的时候了。”
守卫听见斯拉夫口音之后,立即触按下警铃,雷根则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望着他。
“现在不论你是谁,给我往后退!”守卫说道,“画留在床上,背靠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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