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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接着一天过去，融合工作持续进行，但偶而会有意识失控的情形出现。

8日28日当天，茱迪和史凯瑞再次来到医院探望他们的当事人。他们告知乔哈丁医师，距离法官规定缴交鉴定报告的日子只剩三个星期了。如果乔哈丁医师认为融合工作已完成，而且当事人也有行为能力时，佛杰法官便将订定开庭日期。

“或许我们应先讨论有关审判时的策略，”亚瑟说道，“因为我想改变答辩方式。雷根愿意承认那三件抢劫案并接受惩罚，但他并无强暴的意图。”

“但在法院起诉的十项罪行中，有四项是强暴罪。”

“依照阿达娜的说法，那三位女子都十分合作。”亚瑟说，“她们之中没有人受到伤害，都有逃跑的机会；而且阿达娜说，她把部分的钱分别还给她们，若再加上社会保险给付，那她们实际收到的金额就比原先的损失还多了。”

“那些受害者并未提到这一点。”茱迪回应道。

“你打算相信谁？”亚瑟不屑地说，“她们？还是我？”

“假设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反驳阿达娜的说词，我们就会质问那个人；但是，如果三个人都不承认……你是知道的，这些受害者彼此不认识，而且也不会互相通消息的。”

“或许有一个人愿意说出事实。”

“你怎么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茱迪问道，“你自己也不在现场呀！”

“但阿达娜在那儿！”亚瑟说。

茱迪和史凯瑞都不认为受害者会合作，但他们了解亚瑟谈论的是阿达娜的见解。

“我们可以和她谈谈吗？”史凯瑞问。

亚瑟摇摇头，“由于她做了那些事，已经被我们放逐，不得再出现。没有任何例外。”

“这样一来，我们只好保持最初的抗辩立场。”史凯瑞说，“无罪，因精神异常所以无罪。”

亚瑟冷酷地看着他，嘴唇微微掀动。“你绝不可代替我们声称精神异常！”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茱迪说道。

“我并没有精神异常，”亚瑟的语气相当坚持，“讨论到此为止。”

第二天，茱迪和史凯瑞收到另一张纸条，比利声称不再由他们为他辩护，他为自己辩护。

“他又开除我们了。”史凯瑞说道，“你的看法如何？”

“我从未见过什么纸条通知，”茱迪说，同时将纸条归档。“纸片丢了。我的意思是，由于我们伟大的档案系统，或许需要六个月或七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

接下来的几天，另外四封解雇通知书都被藏到档案柜里，而且当他们拒绝针对这些信件做任何回答，亚瑟最后也放弃开革他们的念头了。

“提出精神异常的抗辩，我们是否就会赢？”茱迪问。

史凯瑞点燃烟斗吐出一口烟。“如果柯丝薇、谭如茜、郭玛琳、乔哈丁和吴可妮愿意做证，犯罪发生时，比利正处于精神异常的状态。在俄州的法律规定下，我想我们会有很好的机会。”

“但以前你曾说，至今还没有任何多重人格者在犯下重大刑案后，能以精神异常的理由脱罪。”

“这个嘛……”史凯瑞微笑道，“威廉。密里根将会是第一个案例。”

（7）

乔哈丁医生发现自己正在与良心交战。他很清楚，比利毫无疑问已被融合或接近融合到可以接受法院审判的程度了，这已不再是问题。八月下旬的某个夜晚，乔哈丁尚未入睡，他正在审阅写给佛杰法官的文件，心中思忖着，是否能以多重人格做为罪行抗辩的理由。

他非常在意所谓“罪行责任”的问题，他担任自己的证词会被他人误用；果真如此，多重人格的治疗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包括病人、医学界以及其他证人在内。但是，如果佛杰法官能接受他的说法──由于人格上的分歧导致犯罪行为而被判无罪开释时──那么这将会是俄亥俄州史无前例的判决，或许全国也说不定。

乔哈丁相信，比利对于十月下旬的罪行毫无控制能力。乔哈丁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更多的实情并引导至一个更新的领域，以便未来遇到相同问题时，经由暸解比利可为未来的社会有所助益。为了这个案子，他打了不少电话向专家请教，或与其他同事商讨。1978年9月12日，他写了一篇长达九页的报告给佛杰法官，在报告中他谈到比利在医学、社会以及心理方面的经历。

“病患提到，”他这么写，“在他的家庭中，母亲和小孩们均遭到肉体上的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