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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了胃会出毛病的。

“打倒孔家店！”只不过是二十世纪流行的众多反对传统的口号中的一个。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一个疏离乃至割裂传统的世纪，而伴随着对传统的隔膜和疏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资源。

一些人对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薄杀”的态度，这里的“薄”是妄自菲薄的意思。持这种态度的人特别在意传统资源中落后、愚昧的一面。他们眼中的儒家，成了人血馒头与贞洁牌坊的代名词，所以，这些人的观点中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传统虚无主义。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扫描这种态度：

“五四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医都是些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言外之意，中医或是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或是自欺欺人、愚昧糊涂的傻子。总之，中医是无用的。鲁迅先生这样说自然有他的原因：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父亲便常年卧病不起，请了数不清的中医，喝了各式各样的中药，结果，父亲还是因病辞世，这对他的打击很大。我们读他的作品，经常能感受到其间弥漫的中药味和与之相伴随的压抑与愤懑。后来，鲁迅赴日本仙台学习西医正是受此影响。尽管转而学文，但对西医的肯定和对中医的不信任，却已经沉浸在鲁迅的思想中。其实，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他们对旧中国的愚昧、落后有着切肤之痛。欧美（甚至日本）的强势崛起与泱泱中华的卑屈沉沦构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不少中国人在追究近代中国悲剧之根源时，不由得对传统文化也产生强烈的质疑。“打倒孔家店！”“废除读经！”……于是乎，传统文化一时间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了中国向科学、民主的康庄大道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成了面目可憎的僵尸和幽灵。

再例如，不久前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起点是一位学者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现实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腐败，儒家应为此负主要责任！因为儒家讲亲情伦理，儒家的仁爱有明显的远近亲疏差异。作者的结论很吸引眼球：儒家是中国腐败的温床！显然，不彻底铲除儒家，中国就别想根治腐败。作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普通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这很好。但是，作者仅仅基于对儒家的一点断章取义地理解，就对儒家下了死刑判决书，未免有“排儒过勇”和避重就轻的嫌疑！这不仅对人们全面认识儒家不利，而且对铲除腐败也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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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3）

无独有偶，一位素以思想新锐闻名的文人，敏锐地发现中国官场上存在一种独特的腐败形式：有一些人因书法好而得到领导的青睐，成为领导秘书，此后凭借一手好字不断获得异常的升迁机会，而一旦升迁到一定的实权地位后，这些人往往又会凭借书法而索贿。这一发现很了不起。但该文人的解决方案颇令人咋舌：在中国，要想根治腐败，必先废除书法！

此类态度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耐烦”！对儒家“不耐烦”，对传统“不耐烦”……

另一类人正好相反，对儒家、对传统一味维护，只看到传统资源中领先的、伟大的、杰出的一面。在他们眼中，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中国有；外国人有的，我们中国也有，而且还比外国人早得多！

例如：我们上数学课，会学到“勾股定律”，勾三股四弦五。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学到“毕达哥拉斯定律”：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两条数学定律存在相似之处，所以经常被人们拿来比较。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少中国人在比较两大定律时，总是会很自豪地强调我们的“勾股定律”要比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早提出几百年，并下意识地忽视两者之间程度上的差异。被人们忽视掉的其实是更重要的事实：“勾股定律”只是“毕达哥拉斯定律”中的一种情形；“勾股定律”仍停留在算术的层次，而“毕达哥拉斯定律”则已经进入到代数的层次，后者比前者的抽象思维水平高得多。

再举一个荒唐的例子吧：

比干，是商朝第二十八代君王太丁的儿子，是商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叔父。纣王即位后，荒淫暴虐、倒行逆施，并且残杀敢于劝谏的臣子。眼看商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比干冒着死亡的危险，几次三番向纣王进谏，直斥其非，希望他能幡然悔悟。纣王恼羞成怒，说道：“你总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好，想必你是言行端正的圣人了！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我倒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