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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的地位，无疑是‘高人一等’。可是，如果以实际的政治力量而言，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中除了小部分可以再用来点缀‘殖民地式民主’、讨论市政中最枝节的问题外，大体上都是殖民者的顺民兼应声虫而已”　（毛兰友：《香港青年学生运动总检讨》，载《七十年代》一九七三年八月）。这样的言论无疑带有青年学生惯有的激进特征，但他们的激进言论中点出了“殖民政治”的主题，也反映了支配政治在教育领域的激烈斗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港英政府推动几个著名的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这个自称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大学竟要以英文作为教学和学术语言，这种病态不仅折磨着中文大学，其实也折磨着整个香港教育。不愿认同汉语学界而甘愿在英语学界处于末流，正是香港在思想、文化，最终在经济方面迅速被边缘化的根源。

七十年代香港的学生运动无疑是香港华人的一次政治自觉。它直接回应了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后者的主体是左派工人和知识分子，并与内地有着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联系，而前者的主体是青年学子，他们与内地只有文化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今天活跃在香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无论亲政府的曾钰成，还是反政府的梁国雄，其实都像王朔所说的那样，都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然而，由于港英政府的残酷镇压，由于“行政吸纳政治”的巨大成功，香港人如何看待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如何看待七十年代的精神自觉，就变成了撕裂香港人内心世界的痛苦伤疤。在香港左派的话语中，这次运动被看做是“反英抗暴”斗争，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伟大爱国运动，可在港英政府和被吸纳精英阶层支配的话语体系中，这次运动被定义为“政治动乱”，甚至是一种“政治恐怖”。

在金先生的论文中，用的就是“政治动乱”这个概念。一旦定义为“政治动乱”，其原因就很容易被归结为社会经济原因（比如“沟通的失败”）或者外部政治因素的挑动，从而把殖民政治的主题遮蔽起来，这实际上是殖民地培养起来的香港主流精英阶层的普遍心态。由此，要真正理解“行政吸纳政治”这种政治模式，理解金先生这篇著名论文的意义，就无法逃脱一九六七年那场“政治动乱”的思考，更无法逃脱对二十世纪全球史或人类文明史的通盘考量。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在这场“政治动乱”爆发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揭开这块烙在中国人心灵上的伤疤吗？我们有能力解读愈结在伤疤中的思想密码吗？

二○○六年十一月于港岛西环

（《中国政治与文化》，金耀基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Ian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无言的幽怨——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二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7年第10期

在中英关于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的谈判中，英国人主张交接仪式放在中环露天广场，其意图在于让所有参加交接仪式的人目送英国撤离的军舰，以彰显其“光荣撤退”。中方主张交接仪式放在新建的会展中心，据说中心的外形设计像北飞的大雁。为此，中方政府提供了香港四十年的水文资料，证明七月一日前后香港处于暴雨多发季节，交接仪式不宜露天举行。果不其然，当主权交接在会展中心举行之际，整个香港倾盆大雨，相信天道自然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苍天有眼，用泪水刷洗整个民族的历史耻辱，因为香港殖民地作为一种象征，一直是中华民族心灵上的伤痛，也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难以解开的心结。

香港从割让开始，就一直是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媒介。近代中国报业就从香港开始，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香港充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地。王韬、梁启超、孙中山等近代历史名人都曾与香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同时香港也是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通道。抗战以来，香港一直是国共两党争取海外华人和国际援助、宣传抗战和建国理念的基地。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一九四七年，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正式办事机构，在香港展开统战工作，尤其在全国解放前夕秘密组织一大批逃往到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辗转北上，参与政治协商建国。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政治力量自然是工人，一九四八年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