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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同上，2—3页）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目光投向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未来。香港回归十年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话，不能不为小平二十多年前的远见所折服。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之所以采取强硬态度，既不是显示实力的粗暴，也不是鲁莽的冲动，更不是出于名留青史的政治虚荣心，而是出于成熟政治家对未来远见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信、刚毅和决心。如果说，小平在中英谈判中表现出霸道的一面，那不是在主权问题上，也不是在繁荣问题上，而是在最关键的过渡问题上。

政治家的成熟就在于去除了任何虚幻的东西，无论盲目的迷信，还是天真的幻想。虽然当时中国与英美的关系很密切，但邓小平很清楚，在香港问题上，由于涉及英国人的根本利益，他们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必然会制造各种事端，威胁到香港顺利过渡。为此他明确告诉撒切尔夫人：“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同上，3页）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告诫撒切尔夫人：“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同上，3页）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

这可以说是一种霸道，是在最关键时刻展现主权中最硬的一手，即诉诸武力，提前收回香港。在此，邓小平展现出支撑政治正当性或正义原则的主权意志，即对紧急状态的决断权。政治意志绝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要做出实实在在的准备，更不是鲁莽从事，而是对最坏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准备勇敢地承担。当年，中国人正是准备好“打碎坛坛罐罐”，才勇敢地投入朝鲜战争，最后争取到最好的结果。而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人也做好了香港发生动乱、提前出兵收回的最坏结果，才宣布收回香港，也争取到谈判的顺利进行和香港的回归顺利。为此，邓小平曾让国务院算笔账，香港每年给中国争取到多少外汇，如果香港出现问题，对国家的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

“主权是国家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十六世纪法国伟大的法学家博丹为主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这个定义，帮助欧洲的世俗君主战胜了无所不能的教皇，建构了现代国家。也是这个定义，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争取到国家独立。因此，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哲学传统中，最核心的概念无疑是主权，而且是人民主权。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这篇不到两千字的谈话，无疑是关于主权学说的经典文献。它在主权、治权与政权过渡之间建立了内在的理论关联，王道与霸道杂糅，展现了政治家最高的德性：审慎的判断、果敢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在西方经典的主权学说中，主权就意味着现实的政治统治，可是在邓小平所阐述的主权理论中，中国虽然拥有香港主权，但却并没有行使这种主权。这种与西方理论的背离恰恰展现了中国对主权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即区分了“主权权利”与“主权行使”两个概念。在中英谈判初期，通常采用的说法是“主权回归”。对此，著名的国际法学家邵天任先生认为，香港的主权一直在中国，英国人从来没有拥有香港主权，所以不存在“主权回归”问题，而应该是“恢复行使主权”。邓小平赞同这个说法，于是，“恢复行使主权”这个说法后来就写在了《中英联合声明》中。也正是这个原因，“联合声明”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因为中英双方没有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完全可以单方面发表声明宣布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既然英国人也同意这个声明，那就自然变成了“联合声明”。

（《戴卓尔夫人回忆录》，香港博益出版集团一九九四年版）

“一国两制”的历史源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七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6期

一支笔，一张报，往往是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