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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抗议运动”的悲剧无疑是“文革”悲剧的一部分。而这场悲剧理应放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反帝、反殖民运动中来理解，放在十九世纪以来人类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种种政治试验中来理解，放在中国革命和第三世界革命“为穷人讨公道”的道德基础中来理解，放在中国革命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伦理追求中去理解。香港左派一直拥有最为高尚的道德品质，他们曾以毛主席的教导为道德训诫，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助人为乐。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沦为“难民社会”时，左派自发组织内地同胞团结自救，共渡难关，成为当时香港社会的道德楷模。正是这种道德品质的支持，当国家和革命事业需要时，左派群众不顾个人安危，放弃私利，参与反英抗议运动，毫不顾忌个人和家庭损失。要知道，他们不是一腔热血的青年，而是拖家带口的工人、市民和文化人。他们被捕入狱后，在赤柱监狱中展开了类似红岩故事的狱中斗争，然而，由于港英政府采取“洗脑赢心”工程的系统宣传，左派被彻底妖魔化了。随着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内地又结束了“文革”，整个世界开始向右转，左派所代表的道德品质彻底被自私自利的市场伦理所否定，左派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也被右派妖魔化为“暴乱”。香港左派似乎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只在公共话语中留下“左仔”和“维园阿伯”两个包含了道德侮辱和政治贬低的形象。

进入八十年代，香港开始回归，中央对港工作的重心转向统战工商界。香港回归大局已定，内地改革开放前景无限，原来“恐共”、“反共”的商界精英纷纷向内地靠拢。然而，在香港左派看来，这些“忽然爱国派”是为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才爱国，并非政治上坚定的爱国派。但在“着眼于香港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爱国不分先后”的背景下，国家利益、民族统一大业这些传统左派坚定的政治信念再一次战胜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历史恩怨，使他们与工商界在香港回归的风风雨雨中携手合作。香港左派几十年来在香港背负“暴乱”包袱，在内地又背负“文革”包袱，可究竟谁来为这无怨无悔的爱国代价买单？历史的悲情一直困扰着香港左派，既是他们自我封闭的心结，也是他们与时俱进的包袱，他们曾生活在“没有天空的都市”中，如今虽走出封闭，但要进入香港精英阶层，依然有漫长的路要走。

近代百年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中，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被各种难以调和的敌对思想、情绪和利益所撕裂。这既是发达国家的国际战争在后发达国家的国内化，也是一个中华民族在生存困境中寻找出路的痛苦挣扎。而如今，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我们需要一点点从容，来面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旧怨新仇，甚至需要某种程度的遗忘，以便让时间来慢慢地治愈心灵上的创伤。今日香港政治困局，很大程序上是港英政府（其实是西方）培养起来的中产精英（比如法律界、教育界）从心底里不认同共产党中国、不认同香港左派，乃至在“一国两制”的宪政秩序中，在中国崛起的世界格局中迷失了自己。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心灵的和解，人心的回归，需要时间、耐心、理解和宽容，就像“一国两制”本身，将巨大的矛盾包容在一起。想一想，时间才是最大、最有力量的政治。政治也许就是遗忘的艺术。许多问题随时间推移而消逝，不一定是问题解决了，而可能是被遗忘了。以至于在香港回归十年之际，似乎没有人提到香港的殖民或“去殖民”问题，更没有人提到“六七抗议运动”。然而，我们要明白，这善意的遗忘背后包含着“无言的幽怨”。

“当酸苦的泪水使我眼泪朦胧，/我看到你头上的白纱在微风中飘旋，/你的手握在陌生人的手中，/缓步走来，而你眼里有无言的幽怨，/我仍为你祝福，带着最伟大的悲痛。/当你再也不，再也不会回转。”（《悲歌》）力匡（郑建柏）的这首诗曾经风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这本是一首爱情诗，却似乎更能表达香港左派的心声。然而，香港的右派不也有类似的爱国悲情？这种悲情不也时时冲击着香港政治？八十年代以来的香港右派，就像六十年代以来的香港左派，彼此就像这心怀怨恨的恋人，虽有“无言的幽怨”，但自觉带着“最伟大的悲痛”。假如这“伟大的悲痛”多一份对民族未来的信心，多一份国家责任的承担，多一份超越和从容，或许香港左派和右派能够面向民族的未来而了却恩怨，治愈创伤，在心灵上达成宽恕、原谅与和解。

二○○七年一月于港岛西环

（Susan　L。　Carruthers；　Winning　Hearts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