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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380页）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深刻地从陆地和海洋的关系中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因为他深知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如何面对海洋“发展海外关系”，是未来的难题。更重要的是，海洋世界被资本主义世界所支配，美国支配着国民党台湾，英国支配着香港，所以香港问题不是单纯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而且包括中国“发展海外关系”的地缘政治问题，包括统一台湾所必需面临的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些思考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解决内陆、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将采用不同的灵活策略和手法。

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央高层已形成了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基本看法，即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美苏主导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而在地缘政治上美国从韩国、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构成了海洋封锁。基于这样的形势，新中国高层领导人形成了稳定的国际战略：向苏联采取“一边倒”以稳固大陆的后方安全，选择西方世界海洋“封锁”中最薄弱的链条——香港，来突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因此，把香港留在英国的手中，等于揪住了英国人的一根辫子，等于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加入了一个楔子，等于打开了西方世界封锁中国的缺口，等于为中国从大陆国家跃向海洋世界提供了跳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抗日战争和反殖民运动的兴起，东南亚的华人开始政治觉醒，而香港地区又是东南亚乃至全世界华人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的通道。

只有在这样的全球的战略中，我们才能理解整个中央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形成的香港政策：“维持现状。”这个政策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演变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香港政策上，毛泽东是政策制定者，而周恩来则是执行者，廖承志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直接负责香港问题。为此，一九五一年，周恩来通过廖承志给香港新华社直接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解放全国之前已经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个更积极努力的进攻和斗争。（金尧如：《香江五十年忆往》，4页，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

在此，我们必须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与地缘战略放在一起来考虑。在一九四八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第一次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的政治经验，即“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三大法宝。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冷战格局中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中国共产党很自然将这三大法宝运用到国际政治领域，将武装斗争转化为“保家卫国”，为此被迫抗美援朝、击退印度在西藏的入侵和苏联在黑龙江的入侵；将统一战线转化为分化英美联盟、团结第三世界人民；支援第三世界的共产党。这时，香港在地缘政治上是中国在东南亚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基地。香港问题与中央的统战策略结合在一起。

首先，把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中，是为了在政治上分化美英势力，利用美英在远东利益上的矛盾以及对华政策分歧，最大限度地团结英国，反对美国这个主要敌人。“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其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4—5页）果然后来在东南亚支持中国的万隆会议阵营和美国的东南亚联防条约国家之间，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柬埔寨等在英国的影响下保持了中立，既没有参加万隆组织，也没有加入美国的东南亚联防条约组织。

其次，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中，可以利用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展侨务工作，最大限度地团结东南亚的华侨，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可以一切团结的人，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反美斗争。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地，他们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谋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援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香港在地缘上正好能满足他们两方面的需求，由此在美国封锁中国的过程中，香港是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现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大量的物资和外汇源源不断地从香港运往内地，爱国商人霍英东就是在此时与中央高层建立了深厚友谊，被称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