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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多次讲到“中”，强调“中”，对“中”抱有一种崇拜兼审美的态度，于是，“中”也就深化演化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伦理范畴，乃至我们的国家也被称为了“中国”。即为中国，也就以为真的居于天下的中央与中心了。对此，宋代石介在其所著《中国论》一书中写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居中的观念，对中华古建筑布局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中华民族的图腾之物——龙，这一从未有过的虚构生灵，其文化信息在《周易》中也有记述，如“潜龙”、“见龙在天”、“飞龙在天”、“云从龙”等等。《周易》中所说的龙，是古人对自身生殖崇拜而创造的一种巫术兆象，是由云、雨、雷、电等自然天象的一种揉合与融汇。在此基础上，才慢慢发展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龙的具象——“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

毋庸再举了，《周易》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它改变了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它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基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远古的巫术智慧之果在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后人三千多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对《周易》的诠释与解说行为，无疑是对这一势能的凝聚、助长、增加与强化。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一些、客观一些，将《周易》放在整个世界的大千文化景观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周易》不过是中华古人认识、切入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种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状态下的产物。这一独特的认知方式只能适合于某一时代某一空间，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在多元文化的冲突、对话与融合中发展并存，才是《周易》应有的最佳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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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13）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华夏文明也是一种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颗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青涩与遗憾。早熟也是一种“透支”，其代价必须由后人来偿付。我们是该为民族文化的早熟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如果换一个角度，是否可以说《周易》是煮了一锅“夹生饭”呢？对此，我时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　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给决定了，这是我们站在今天反思历史、开拓未来的一个不容忽视且无可更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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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1）

一

吕不韦是以一个成功的商人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他是“阳翟大贾”，《战国策》则称他为濮阳人。阳翟属郑国，濮阳属卫国，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繁荣城市。很有可能，吕不韦生于濮阳商人世家，而行商于阳翟，“往来贩贱卖贵，”，只要哪里的生意好做，能够赚大钱，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行迹遍及赵、韩、魏、秦、楚等多个王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商人”了。很快地，吕不韦就以其卓越的才识与出色的经商本事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富而闻名遐迩。

然而，那时商人的地位却极其低下。其衣服式样，有着特殊的卑贱标志；商人再富有，也不能乘坐高车驷马；人们每每提及商人，都将他们视为不懂礼仪、毫无廉耻、奸猾狡诈的小人，并与罪犯、家奴等同。

写到这里，我的笔触将稍稍展开，探讨一下中国轻商传统的历史渊源。商业作为流通手段，是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与纽带，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理应受到敬重与鼓励，却为何总是饱受岐视、屡遭限制呢？我以为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一、以自给自足、自然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不太需要商业这一中间环节，即使少量的商业活动，也为封建官僚所控制，民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商业经济活动；

二、商业及商人只生产价值，不生产使用价值。一担谷子，经过商人转换到消费者手中，谷子只会少量损耗，绝不会多出一粒，这使得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活的古代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商业多余，只有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才是天下之本；

三、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特别是战乱频仍时期，商业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