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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人，割下雍正的头，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头而去。宫中报雍正大渐，鄂尔泰等入宫见驾，惊骇欲绝，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具无头尸首。

吕四娘的事，究竟有没有根据和可能？当然首先是有没有吕氏孤儿。

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十日，山西发现匿名揭帖，上有一首诗，道：

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诗后有文，说：“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作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为此感愤，倾吐血性，倘好义君子与我同心，请将此诗传布宇内，俾当途闻之转奏天阙，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枭曾之首，存吕之孤，则刑罚中而人心皆服矣。”其中要求“存吕之孤”，而早在雍正八年，即有关于吕氏孤儿的传言。雍正对此事十分重视，特谕浙督李卫，道：“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非轻。”李卫则密折覆禀：“吕氏一门不分男女老幼俱皆严禁，连吕氏坟地也派人监视。”李卫以擅长侦缉得宠于雍正，吕氏孤儿漏网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有没有犯人妻女，特别是十五岁以下女子，没官为奴而入宫中的呢？有这样的例子。然重犯眷属，均发边远之地。如吕留良孙辈尽数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假若有吕四娘这个人，她以“没官为奴”的方式混入宫中也绝无可能。再说，圆明园虽为御园，却是雍正主要驻跸之地，警戒森严，绝非可轻易往来出入之处。

但是，人们却热衷于添油加醋地传播雍正被刺的故事。这固然由于故事本身实在离奇、刺激，从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雍正王朝和雍正的印象：一个充满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黑暗王朝；一个主宰着黑暗王朝，制造所有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元凶和暴君。人们宁肯希望事实就是雍正被人砍去了头颅，似乎那样方才合情合理、大快人心。

使人们留下上述印象的缘由，除了雍正即位前后阴森血腥的迷雾、父子手足相残的传闻，雍正自即位到暴亡的十三年间，方方面面的作为，都使方方面面的人感到紧张、重负、恐惧、窒息。

雍正的作为（1）

雍正心里十分清楚，只要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就无法彻底消除朝野上下对其人品的怀疑、对其统治的反感与反抗。他拿不出，因而，他只有采取高压、严猛的做法——“忠我则臣，背我则敌”，对那些“不笃诚敬，如禽兽者”，不可以宽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

这种做法，不仅止于与雍正夺位争权的对手，而且推及到雍正王朝政治统治的各个方面。

首先，便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切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亦即雍正的手中。其中最重要、对清朝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与军机处的设立。

过去地方官上呈皇帝的奏章有两种，一种叫做“题本”，内容是地方公事，加盖官印；一种叫做“奏本”，内容是个人私事，不盖官印。两种奏章均交由通政司进呈。在皇帝之前，有关官员已先过目，因而是公开的。奏折，又称密折，是臣下秘密直接达于皇帝的奏章。据说顺治年间即已出现，但未见实物。康熙中期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等奏报当地情况的奏折，上有康熙朱批“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等等。李煦、曹寅尚属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家奴，到康熙晚年，一些地方官方奉旨在请安折中密陈地方官民动态，康熙表示代为保密，原折朱批后发还。然当时密奏范围不广，有密折权的官员不多，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

雍正严密并推广了奏折制度。雍正元年，雍正赋予全体封疆大吏密折权，下令各省总督巡抚密上奏折，只遭处分时停止其权。“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可言之故。”　雍正二年，令督抚布按、将军提督保举州县官员，“才干素著，廉洁自持者”，“俱各密封保奏，不得会同商酌”。后来雍正又给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及学政全体官员密折权，甚至特许一些“品级卑微”、“无奏对之分”、如道府同知副将之类的小臣径上密折之权。雍正并对这些“从无奏折子之例”的人打气说：

“朕今准你奏折子，就是你家里有什欺侮，教他们寄信与你，你缮折子，面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