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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大抵是真心迹。鲁迅曾拿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做比较，这个比较的共同条件是“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在这仓库的门前，内隐涵丰的胡适定然是在门上贴一张这样的小纸条，书“内无武器，请勿疑惑”；豪气冲天的陈独秀则会爽然直竖一面大旗，直书“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同时门户大开；只有“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性格中的韬光养晦，内敛含蓄。胡适若有意于仕途官位，早有不止一次的机会。1933年3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就曾希望胡适出任###长，胡适致信婉拒，答曰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47年，蒋介石再邀胡适出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也被胡适婉拒，为此胡适复信给王世杰说：“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绝不敢就，国府要员也绝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由上观之，胡适之不愿进入政府，不愿失去个人之独立自由，确系其真心迹的表露。

“受逼上梁山”（2）

胡适之所以会被逼上梁山，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从骨子里来说，胡适还是一个传统文人，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曾向自己的妻子解释他接受驻美大使任命的原因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胡适绝对的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志趣之上。1939年6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光甫来深谈，他很高兴。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他有时也很愤慨，说‘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气恼，何苦来！’”胡适说的是陈光甫。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1938年12月，胡适因过度劳顿大病一场，住院七十多天。胡妻江冬秀得悉后于次年4月请友人张慰慈发电，劝胡适辞职养病。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次年9月21日，他在给江冬秀的家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胡适晚年也曾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说：“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正基于这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胡适以非正式使节出使欧美期间，几乎拒绝一切娱乐活动，他解释说：“国家在破败状态。我们应该自己慎重，不可让人因我们而讪笑我们这民族全无心肝。”胡适也不愿独自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1938年2月，有几家美国大学想聘他讲学，其中哈佛大学想聘任他为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或者思想史，年薪八千元。一流学府、专职学术、优厚的待遇，踌躇良久，胡适还是辞掉了，“由于战争在继续，所以对于这个经济上非常优厚，同样在道义上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的职位，我凭良心不能接受。我有理由肯定，我将无法拥有足够平静的心灵”。在5月5日的家信中胡适说：“教书的事，我很费踌躇。后来决心都辞掉了。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

对于驻美大使的生活，胡适感到的不是风光无限，而是苦不堪言。驻美大使紧张忙碌的生活与他习惯和理想的生活距离太远了。1941年4月10日，胡适给江冬秀写了一封家信，信中向妻子解释不带她到美国的原因，“根本的问题，是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外交官的家庭生活。所以我日日夜夜只想早点回到大学教授的生活”。“你应该能明白我绝不是爱干这种事的。我不叫你来，只是不要你来受罪”。“我向来不对你诉苦，今天写这一段生活，要你知道我在这里并不是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愿意做的事”。看来，驻美大使的职务对胡适而言就是两个字“受罪”。也正因如此，胡适在给妻子的家信中也曾透露出自己的心意，说自己“很盼望回国，情愿回昆明的北大教书”。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这当然绝对不是客气话，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心中极为欣喜，当晚10时，他便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