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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说将来回北平还要赎回来。自那时起，闻一多一家每天吃的是豆渣和白菜，偶尔买块豆腐，就算改善生活。甚至到了为节省炭钱，在寒冷的冬天他每天清晨都带孩子们去河边洗脸，处境非常艰难。对于闻一多这一时期的生活，梁实秋回忆说：“因为我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对于一多的情形不大熟悉。不过每次杨金甫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一些有关闻一多的事，主要是说他生活穷苦。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为他家里人口多。”梁实秋的回忆确为实情，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都非常艰难，就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也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合制起糕点，起名为“定胜糕”，拿到冠生园去寄售。而闻一多因家累较重，经济困苦尤显突出。

“何妨一下楼主人”（2）

闻一多像

为解决全家的生活困难，闻一多不得不到中学兼课和挂牌治印。在一份现存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中，有闻一多与杨振声、冯友兰、郑天挺、罗常培、陈雪屏、唐兰、沈从文、彭仲绎、浦江清、罗庸、游国恩共十二位教授“开源之道”的广告。上面写着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两百元。闻一多治印收件，开始是委托几家城里的笔店，朋友们也热心帮忙，沈从文就曾介绍过不少顾客，《自由论坛》还为他免费刊登广告。一时间联大教授挂牌卖字治印成为昆明城内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有关此，闻一多曾在一封家书中作过这样的记述：“弟之经济情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清高的传统，向以谈钱财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尽管生活困苦，闻一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据友人回忆，1940年，闻一多在昆明晋宁县，与县卫生院院长王子翰时有来往。当时昆明市市长陆亚夫、前河口督办郭玉峦等官员和晋宁县县长赵书翰都喜欢和文人交往，曾请王子翰出面请闻一多吃饭、写字。闻一多却说：“我是研究文学的，我研究的东西他们不懂，我也不愿意同这些官吏绅士来往。”闻一多在晋宁一年，始终没有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在困境中不得不挂牌治印谋生活所需，其内心想必是痛苦的。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的一句话，想来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只要是来救火，都可以共事”（1）

抗战期间，闻一多不仅生活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思想和生存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到了抗战的后期。在许多人看来，闻一多的转变简直就是一个谜。无论是从闻一多出身清华和留学美国的背景来看，还是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来分析，似乎都找不出闻一多非要走上现实政治的理由。事实上，我们要认识到闻一多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对理想的政治生活感兴趣，但对现实政治却没有兴趣，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参与。而且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一直对参与实际政治保持着警惕，他有着中国学者普遍的清高，认为政治家都争权夺利，道德上低劣而不可仿。联系抗战之初闻一多拒绝就###事以及抗战前他对罗隆基的指斥，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的疑惑和不理解，闻一多确实是转变了，他走出了书斋，冲上了街头，那样的迅猛，那样的激烈！

要精确地判断某人思想变化的起点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要寻找出闻一多思想转变的起点也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寻找出闻一多发生转变的一些关键点。1943年，一个看似偶然的事情，触动了象牙塔中的闻一多。当年春天，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该文以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诋毁“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攻击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主张以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重建道德基础。《中国之命运》一发表，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联大教授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强制人人必读的“最高领袖”著作，自由知识分子们“带着蔑视和受辱的神情称它为无聊的废话”。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