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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件。什么都不要问。人们说艺术世界如同女人的爱情生活。只是听，只是看，不要说惹人不快的话。两个星期内，我就以每个客户以百张计的量卖掉了所有的印刷品，创造了300％的净利润。这不再是初入门者的撞大运了。我很快就变成了欧洲的达利专家—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狂热爱好者。保险公司越来越信赖我的专业知识了。为了搜寻更多的达利作品，不管是大的、小的、便宜的还是昂贵的，只要上面签有达利的名字就行；我跳上飞机蹦上火车，纵横跨越欧洲大陆，旅行起来活像个疯子。

达利每次到巴黎的时候确实都住在五星级莫里斯旅馆。不过此时我口袋里也是塞满了现金，只要人在巴黎就都在超级豪华的乔治五世旅馆租一个套间，房间里到处是锦缎和镀金的装饰。这个旅馆在第八区，离香榭丽舍大道仅几步之遥。我租的套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可以俯瞰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还可以看到艾菲尔铁塔。

旅馆对面当时是（现在还是）闻名世界的巴黎疯马歌舞酒吧，以舞女登台表演美国式脱衣舞而出名，这些舞女嚣张地取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字，诸如糖果国会、香子兰香蕉、梅尔巴降落伞和乐娃摩尔。要是你慢慢念“乐娃摩尔”这个名字，马上就领会其中奥妙了，听起来就像L·ve（爱）加上Am·ur（偷情）。

我去看下午场次的表演，意外地坐在了这家歌舞酒吧业主阿兰·　伯纳丁旁边。夜幕降临后，我们三个—伯纳丁、乐娃摩尔和我自己，去外面吃一顿比一般晚餐时间要晚的勃艮第酒炖肉晚餐，听起来确实很有巴黎味道，但只不过是将大块的牛肉、洋葱、大蒜放在干红葡萄酒里炖，最好是用勃艮第酒或罗讷河岸的酒。

“告诉我，斯坦，你靠什么谋生？”阿兰·伯纳丁问。

“我是个艺术品商人。”我回答。

“真的吗？艺术品商人？”

“是的。这么说吧，我是艺术顾问和投资经纪人。此前我在巴黎这个地方向吉尔伯特·哈蒙买了两千张达利作品的印刷品，你认识哈蒙吗？”

“我对掮客不感兴趣。”伯纳丁说。

“哈蒙不是掮客，”我说，“他拥有50多个达利作品画面的全球复制权。”

“这恰恰说明了他是怎么当掮客的。”伯纳丁说。

乐娃摩尔看着他。“我们家里有几幅达利的原作，”她说，“是绘画作品，画布油画。是从我们的好友约翰·彼得·穆尔—穆尔上尉那里搞来的。他是达利的业务经理和私人秘书。”

“忘掉那个掮客吧。你应该直接跟穆尔上尉谈谈。”伯纳丁对我说，“一个你可以跟他做生意的人。”

“穆尔上尉？”我问，“他所做的不就是给达利削尖铅笔吗？”

“而用他削的铅笔在印刷品上签名，每一张他都一律得到10％的佣金。”乐娃摩尔回答。

此时我才知道自己对穆尔上尉的情况所知甚少。他于1919年出生于伦敦。他自称在二次大战中当过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战后他成为英国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科达的私人秘书。敌视科达的人认定科达是用国际电影制片人身份作掩护的间谍。穆尔上尉是在罗马认识达利的，他将购买劳伦斯·奥利弗肖像的钱款送到画家手里。科达委托画家绘制了这幅画。从此穆尔上尉开始为萨尔瓦多·达利跑腿，进而当上了画家的业务经理和私人秘书。

达利的骗局　二（6）

“达利用西班牙语给他取了个外号，字面的意思就是‘金钱上尉’。”乐娃摩尔说。

“我会给穆尔上尉打电话，”伯纳丁说，“明天一大早就给他打。”

别忘了，我们身处70年代末，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

“达利有时来巴黎疯马酒吧看看吗？”

伯纳丁大笑道：“达利在巴黎的时候，他去亚瑟夫人的法兰西趣屋，那里乐队里的男孩可是独具风采。还有就是一班穿女人服装的清一色男歌手。他也喜欢去看多莉·凡·多尔，一个西班牙双性人。”

第二天我去了穆尔上尉艺术风格装饰的豪宅。尽管我可以走路前去，但还是乘了出租车。穆尔上尉的豪宅位于优雅的第十六区，在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这个区域里的隆尚林荫道上。我盛装出行，穿上银行家的标准服装：条纹衬衫、时髦领带、定做的套装、皮带和绒面革皮鞋。这是第一次我没往口袋里装现金。以前真是太危险了。现在我把钱缝进衬衫、内衣、裤腿，塞进我的袜子里。

我期待出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