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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扮演的角色。我的断言毋宁是，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一个视角，由此，包括传统断言在内的各种不同经验性断言可以得到对比，并且它们的证据可以在不对这些问题做预先判断的中立背景中被考虑。_米_花_书_库_&nbsp；www。7mihua。com

乍看上去，这一文化景象可能看起来更加不祥而非充满希望。如果这是一种自由，那它看来真是陌生的一种，而且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如鸟儿随心所欲飞翔的自由——对此它们即便充满喜悦也是懵然无知的——更为可意。在与吸虫的类比中，我们将模因当做为其自身复制利益而霸占了有机体的寄生虫来考虑，但我们应记住，这样的搭便车者或共生者可以被归入三个基本类别：寄生物（parasites），其出现降低了宿主的适应性；共栖物（mensals），其出现是中性的（然而，词源学提醒我们，它们“共享一张餐桌”）；互惠共生物（mutualists），其出现同时提高了宿主和客体的适应性。

因为这些类型排列构成一个连续谱（continuum），它们之间的边界无须过于精细地划定；利益恰在何处降至零或转为伤害，不是某种能以任何可行测试而被直接度量的东西，尽管我们可以在模型中探索这些转折点的后果。我们也理应期待模因出现在所有三种类型中。有些模因肯定提高了我们的适应性，让我们更可能拥有大量后代（比如卫生保健、孩童照顾和食物准备方法）；其他一些是中性的——但就其他更重要的方面而言，或许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例如文学、音乐和艺术）；而有些模因对我们的遗传适应性肯定是恶性的，但即便它们或许也在另一些我们在乎的方面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生育控制技术是个明显例子）。

毋庸赘言，得以持续存在的模因，将是自身作为复制子的适应性更高的那些，无论它们对我们的适应性有何影响，或在任何意义上对我们的福利有何作用。所以，假定对文化特性的自然选择总是“有原因的”——总是因为它带给宿主的被感知到的（或即便是错误感知到的）利益——是错误的。我们总是可以问，作为宿主和载体（vectors）的人类主体，是否感知到某些利益并（因此而）对上述文化单元的保存和复制提供帮助，但我们必须准备好迎接否定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虑下列假说的现实可能性：尽管人类宿主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对某些文化单元毫无知觉，或漠不关心，或甚至坚决反对，它们却仍能利用这些宿主作为传播载体。正如乔治威廉姆斯（GeorgeWilliams）曾说过的，

在一个社会中，模因可能确实提升了其携带者的幸福和适应性，或者可能没有。如果它能以高于其携带者繁殖的速率横向传递，那么携带者的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了。吸烟习性的发展留下了一长串尸体，和被螺旋菌的克隆体感染致死的一样。（威廉姆斯，1988，p。438）

关于模因还有许多有待回答的问题，以及许多异议。模因视角能被转变为一门名副其实的模因学吗？或者“只是”一个生动的想象力扩展器，一个哲学家的工具或玩具，一个无法直白表达的隐喻？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多数被提出来反对模因科学的论点，都是受误导的和基于错误信息的，而且它们透露出一股显著的不真诚和绝望气息。当这些论点被那些显然未能理解它们的人重复时，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他们忠实而缺乏领会地复制了那些小错误，这些错误不知何故进入了生殖线！

第21节，

我喜欢的坏论点，是宣称文化进化是“拉马克式的（Lamarckian）”，所以不可能是“达尔文式的”，这是个有着若干欠考虑变型的念咒，其中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简单说，拉马克主义是认为获得性性状可以经遗传传递的异端，可是谁的获得性性状——是模因的还是其宿主的？宿主始终在将获得的寄生物传递给它们后代——这里没有拉马克主义异端，而且因为模因没有遗传线和身体线之分，模因的突变和获得性性状之间不存在清晰区别。如果这些就是“文化进化是拉马克式的”的意思，那么这无碍于模因学，如果那是别的意思，那么其确切意思还有待澄清。）。但这听上去很有道理，不是吗？它听上去像个老练的异议，必定会真正打中那些讨厌的超级达尔文主义者的要害。（让那乌鸦闭嘴！）目前的前沿研究可能正在将模因学发展为一门有实际价值的新学科，并证明那些批评是错误的。（吃掉那只乌鸦！）也可能他们不会。仍有一些严重的障碍和异议需要对付。（参见章末对进一步阅读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