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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在监狱的时候，每个月我都有写信回去。我找了一些香港邮票，每个月把信从监狱寄回上海的家里，假装是从香港寄回来的。为了避免伤害她，我编织了一个谎言，一个比较美丽的谎言。

1994　年，陈景圣带着女儿返回香港，但女儿还是一直不理他。不幸的是，几年后女儿被诊断出身患白血病。这一噩耗，将陈景圣心底最后的一丝希望彻底摧毁。

陈景圣：都是天意，我影响了她，我的上一代影响了我，一代一代传下来，命运是什么？政治、历史的风云变幻，对我们两代人的影响，都太直接了。

陈晓楠：那么长时间里就一句话也没说？

陈景圣：不是我不跟她说，她不理我。

陈晓楠：多长时间，俩人没说过话？

陈景圣：好几年。

陈晓楠：几年的时间！

陈景圣：她脾气很犟的。

陈晓楠：也不叫你爸爸？

陈景圣：不叫。到她临死前大概一个礼拜，突然在医院打电话给我，叫过我一次。后来到死都没有叫过我。

陈晓楠：你听她叫那一声“爸”的时候，什么感觉？

陈景圣：很心酸啊……

陈景圣感叹道：“人生的悲剧我都没有漏掉一个。”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女。女儿去世的时候，陈景圣没有眼泪，有的只是麻木。他的表情总是很平静，甚至有点冰冷。别人都说女儿漂亮，说她长得像蔡少芬，“红颜薄命吧。”陈景圣淡淡地说。女儿遗愿是葬在祖母身边，陈景圣亲自捧着女儿骨灰来到了上海母亲安息的墓园。上海已是深秋，他将女儿安放进墓穴时，突然一股难以自持的情绪击中了他，他放声大哭，眼泪“吧嗒吧嗒”砸在女儿灰白色的骨灰盒上。

在香港，陈景圣孤单一人，只有女儿生前的男友常常来看他。小伙子是个警察，有情有义，3　年多来一直单身。为了给女儿治病，陈景圣欠了亲友30　多万元。2004　年8　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军情局”承认了他的身份，但表示“既往不溯”，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陈景圣：“蒋总统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你们这些特工人员的。”我当时听了还非常感动呢！“总统”能够讲这句话。

陈晓楠：现在觉得你们被抛弃了？被牺牲掉了？

陈景圣：一边被牺牲掉，一边被欺骗的感觉。

□　陈晓楠

在女儿去世之后，陈景圣的生活当中，一切不再有滋味，他总是显得很平静，或者说有点麻木，甚至冰冷。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不管是作为英雄还是敌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陈景圣、姜建国的名字，恐怕根本不会被提起。他们只是历史当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只是巨大网络当中小小的一环。他们的“牺牲”对于大局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他们的一生，却因此无法挽回地改写了。如今，为了改善晚景凄凉的状况，他们向台湾政府集体索偿。他们给这个组织起名为“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这恐怕又是第一次，我们会把历史上特定年代里那个充满着阴谋，好像很灰暗、很贬义的词儿“台湾特务”和“受难”两个字联系起来。然而回顾他们的人生，除了“受难者”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更贴切的字眼。

命如棋子：我的国民党特务生涯（7）

阚中干：“把心爱的人带上死路”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上海某纺织厂调入一位瘦弱的中年男子。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沉默寡言，见谁都会露出一副友善得甚至是有点谦卑的笑容——他的全部工作是每天打扫厕所。在外人看来，此人不善交际、敦厚老实、甚至有点胆小怕事，永远是独来独往。除了能看出他是一个老单

身汉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又有着怎样的身世。日子就这么在平静中流逝。10　年后，突然有一天，人们开始对这个老单身汉发生好奇，不少人兴奋得窃窃私语，因为据说这个扫厕所的庸常男人竟是一个蹲过大狱的罪犯，而且还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是一名台湾特务。

陈晓楠：在工厂就一直扫厕所？

阚中干：50　岁才进入工厂，扫厕所，扫了10　年。

陈晓楠：大家都会觉得你有点神秘，会说你是台湾间谍吗？

阚中干：“间谍”是现在才用的名词啊，以前叫“特务”啊，特务是最坏的。解放以后人们认为特务就是十恶不赦的人。

陈晓楠：你最怕人们说这两个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