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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迪先于1991年1月18日病逝。胡乔木闻讯，曾于3月25日致函曾昭凯：

“接2月11日信，惊悉令尊迪先同志已于1月18日去世，深为痛悼。他是我参加革命的直接介绍者，他在清华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活动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虽不在了，我仍希望上海市党组织能追认他的党籍。”

在曾迪先的帮助下胡乔木成了清华园里的活跃人物。他参加学生会的工作，编校刊，还办起了“平民夜校”，除校内职工外还吸收附近的农民参加，宣传进步文化。他还发展了团员，组成两个农民团支部。

那时候，季羡林是胡乔木的同学。后来，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节中，曾经回忆说：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在清华园演出“危险的戏”（2）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不久，一桩偶然发生的事，给胡乔木带来了麻烦：一位农民来清华园找他，他正好不在。那天，正巧学校宿舍里发生失窃，这位衣着简朴的农民竟然成了嫌疑对象。他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盘问他来清华干什么。他没有办法，只得如实地说，来找胡鼎新。又追问他找胡鼎新干什么，他说出了是为共青团的事……这么一来，校方知道了胡乔木是共青团员。

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虽说他后来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但此时仍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翁文灏把胡乔木找去，说了一番颇为风趣的劝告的话：

“清华大学好比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不过，如果戏台倒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了。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坍。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你交出你的组织的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

胡乔木选择了后者。

1931年秋，只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了一年的胡乔木，被共青团北平市委调去担任专职的宣传部长。

在故乡盐城加入中共（1）

胡乔木刚刚成为专职的共青团干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声音，震撼了中国大地。他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

不过，那时在中###内，王明路线占上风。方铭记得，那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之类极左口号。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怎么可以号召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去“保卫苏联”呢？此外，还有“工人阶级无祖国”、“第三国际以苏联为中心”等口号。这些口号，难以使群众接受，反而使中共脱离了群众。胡乔木等在宣传工作中，不大愿意提这类极左口号。为此，共青团北平市委遭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

过了些日子，又出现新的风波：有人向中共河北省委告发，说是共青团北平市委某人跟托派有联系。于是，中共河北省委陈远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下令解散共青团北平市委，只留下那位告发者。

胡乔木再不是专职的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了，辗转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

胡乔木已经好久没有给家中写信了，担心父亲挂牵，写了一信。信中说，回信寄“北京大学×××代转”。

父亲胡启东见信，觉得奇怪：儿子明明在清华大学上学，信件怎么由“北京大学×××代转”呢？这意味着儿子不在清华大学。

胡启东不放心。他要女婿张肃堂（胡乔木的姐夫，中学语文教师）作陪，一起从盐城来北平，见一见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