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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４０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删，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出力甚多。诚如当时参与有关工作的一位人士所忆：“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

###也这么谈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1…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我认识乔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我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列席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乔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担任会议记录。他不到30岁，在会上埋头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乔木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及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头。因此，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那时乔木在党内不过是一个年轻后辈。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

1971年毛泽东去南方视察时，曾说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

胡乔木能有这样的“本事”，考究起来，是有缘由的：

一是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明了；

二是他参与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书，熟悉了中###史一系列文件、决定；

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听了中共高层领导的一系列报告，熟知种种内情；

四是他具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文学修养。

比之于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之于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起草《决议》的难度要高得多。胡乔木担当起这一重任，从此确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枝笔”的地位。

当然，胡乔木只是《决议》的最后执笔者，而《决议》本身是延安整风运动大学习、大讨论的结晶。毛泽东精心修改了《决议》。如今所保存的《决议》原稿上，还可看到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修改的手迹。

《决议》原计划交中共“七大”讨论通过。后来，为了使中共“七大”能够集中讨论中共关于抗战建国的方针，经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于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决议》分析、批判了中共历史上一右三“左”的错误，特别着重于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作了批判。《决议》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肯定了此后在中共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决议》指出：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决议》起草过程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曾把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在1944年4月20日，《决议》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那一天，王明发出长信致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王明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