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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帕西亚的战争，除了上述几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罗马人对东方财富的贪欲，并且渐渐发展成为对帕西亚疆域的觊觎和入侵。但帕西亚的商业操纵者们却十分清楚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他们也用各种手段来阻遏罗马与中国的直接沟通，这在中国史书中是有明白记载的［127］。为了控制与中国的丝绸贸易，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双方各自采取经济霸权主义的态度，使西亚上空的战争乌云，变得愈加浓厚。反过来，凡是在国际商道上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如战争、移民、灾害等），也极敏感地影响到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帕西亚在政治统治上反希腊化，在经济及文化生活上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也是落后的民族被先进的文化所征服的历史必然，正如中亚大月氏及塞种迁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并未消除当地的希腊化传统，反而受到这种传统文化极大影响一样。帕西亚的货币制度，与巴克特里亚及贵霜一样，承袭希腊标准。希腊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这些特征，使它的人民能与西方民族保持多方面的接触，而不是因为统治者的交恶和战争，使民间的通好往来发生中断。因为罗马商人所交易的丝绸，大部分都是从帕西亚商人手中买到的。

如果边境平静，这种交易可以从陆路上达成；如果两国在交战，这种交易便转移到海上。这种情况也与汉代西陲地区一样，中原王朝与西胡各部关系正常，则交通畅达，贸易频繁；一旦发生动乱和战争，交通阻塞，各部族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可能暂时中断，但民间的贸易来往仍在进行，只不过规模较小，途径不同罢了。

帕西亚与罗马的关系，就是以政府之间的斗争与人民之间的通商这两方面内容为主要特点的。

帕西亚与东方国家（主要是巴克特里亚、贵霜和中国）的关系，则与罗马大不相同。

巴克特里亚是一个希腊化的政权，而帕西亚却完全由反希腊化的北方游牧族所统治。这两个国家在早期常常为争夺相邻地区的疆域而发生冲突，例如原属于巴克特里亚治下的马尔吉亚（Margiana，今俄之卡拉库姆沙漠南）及阿里亚（Aria，今赫拉特Herat），均被帕西亚夺占。不过，在月氏五翖侯进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帕西亚的主要精力被罗马帝国的东侵所缠绕，放松了对东方的控制，并且它与东部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有以下的表现：

1。文化上二者的共同之处增多。由于帕西亚在地理上的阻隔，古希腊文化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影响，已渐渐淡化（但远未消失），同时古伊兰的影响却日益浓厚起来。在贵霜时期的钱币中，希腊语的“Basileos”（大王）已为伊兰语“ShahofShahs”（王中之王）所代替。希腊的Heracles［128］神，在巴克特里亚渐渐消逝，而波斯的Mithra［129］神和Anahita［130］神及伊兰火神［131］却受到贵霜民族的崇敬［132］。

2。民族间的互相同化加速。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由于受到中国西部地区战争的影响，及南下阿姆河流域的北方塞种部族的冲击，一些巴克特里亚居民，开始向西迁移，进入帕西亚境内，并聚居于Drangiana地区（此地因之被称为塞种斯坦）［133］。后来，在公元1世纪，这些与帕西亚人联合起来的塞种人，又向东进入印度（很可能是罽宾一带），“与那些和他们同族而先前由准噶尔地区直接迁入印度北部的塞人混合，或取而代之”［134］。这样看来，在巴克特里亚王国和贵霜帝国与帕西亚之间，民族的迁移和相互进入、联合、混同、取代，是经常发生的，并未导致战争，也不曾破坏东西交通。西汉时帕西亚使臣对中国的访问、贡献和通商，东汉时班超遣甘英至大秦之顺利通过中亚和西亚，都说明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帕西亚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

帕西亚在形式上拥有极广阔的疆域，但受治于中央政权的部分并不多，而且它的人民依然保持着游牧的习惯和生产方式。它的军队几乎全是骑兵［135］，帕西亚的贵族与北方塞种族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当帕西亚某一国王或将领失去权力或遭到推翻，他们就逃入塞人部落中寻求避难，且常借其力量东山再起。所以，帕西亚这个国家与中国西部各城郭很有相似之处，即政治上不大稳定，容易发生战争（不过多是内部纷争和与罗马的对抗）。同时，它的民间流动性较强，善于从事远距离的贸易活动［136］。但也有不同之处。帕西亚毕竟不是一个小小的城郭，而是一个有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