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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卡拉加诺夫也指责普京对外交游戏有太多的追求,“这些外交游戏对于解决国家的主要任务——即振兴国家并没有任何直接作用。这些游戏可能非常有趣,但它却使总统的时间这一重要的政治资源白白浪费到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他那关注国内振兴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最初有一些外交冲刺是正确的,但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很快就会招致国内民众的不满。继续过分地将‘时间投资’用于外交领域,所能够带来的回报会很少。在伊拉克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与中国和印度继续接近、在格鲁吉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最大限度地与白俄罗斯接近的方针、接近古巴等诸如此类的步骤,在大体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却可能出现非常困难的局面——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势力可能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对待俄罗斯”。
或许,用卡拉加诺夫自己的说法,这些责难是对“可能犯的错误以及头脑发热的预防”,但却有失偏颇。我们清楚地看到了2000年所取得的成就,外交并没有分散普京解决俄罗斯内政问题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外交工作帮助俄罗斯推动了许多国内难题的解决,特别是在重要的经济规划领域。
针对普京外交政策的指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们认为,普京似乎总是在非常巧妙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甚至也不希望自己最亲近的人了解实情,他是在采用象棋理论中谁没有见过的战术在下一场规模恢弘的“莫斯科…华盛顿象棋赛”。但是,这种指责也同样是不公正的,因为恰恰是华盛顿在最近10多年的时间里经常掩盖自己对俄政策的真实打算,是他们在“不按规则”出牌。
第三部分
风格与个性(1)
政治家还是官僚?
无论是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一名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成就都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异,却又使那些从政或经商的人感到恐惧。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他们极力讥讽和贬低“普京现象”和俄罗斯新领导人的个性,将他说成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偶然接管最高权力的官僚。
根据政治理论家阿弗丹季尔·楚拉泽于2000年初所表述的观点,弗拉基米尔·普京根本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从官僚体系中的‘第二梯队’中出来的精力充沛的新人,只是因为叶利钦及其身边人在实施其人事政策时将储备的所有政治‘明星’使用枯竭之后,他才有了冒升出来的可能”。楚拉泽让读者确信:“这个靠叶利钦发现、提拔上来的新一代领导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具有执行命令的坚定性、很强的工作能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却没有任何思想观点,信奉实用主义和冷酷。”
在这一评价中,的确有一些合理成分,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被任命为总理的“第二梯队”官僚,如果不具备深厚的内在潜力,从前也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出众才能,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像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或斯捷帕申那样成为“第一梯队”的官僚,而非普京所表现和得到的那样。
我们还可以看到、听到一些有关“官僚普京”变成伟大政治家的更粗鲁的、甚至是充满恶意的议论。早在1999年夏天,在推论叶利钦从近臣中所提拔出来的 “继承人”的命运和前途时,《总结》杂志的谢尔盖·帕尔霍缅科写道:“新旧大陆两百多年里的民主制度发展经验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即在世界政治进程中,将昨日还是一名平淡乏味的官僚变成今天全民拥戴的领袖是绝无可能的。尝试推翻这个法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因为那些靠意外得宠的人根本不能成为伟大国家的总统。也许,俄罗斯还不够格称为伟大的国家?”
而普京在3月26日总统大选中获胜后,帕尔霍缅科再次提到上述观点,完全不打算承认自己对普京所持的错误认识。不,他现在又开始证明,俄罗斯的错误选择说明了她实际上还“不够伟大”,因此不能认为她是“成熟的”世界大国中一个完全平等的成员。 与帕尔霍缅科进行辩论简直毫无意义,因为就像我们以前不止一次所说过的那样,《总结》杂志对探索客观真理并无太大兴趣。还应当说明一下,帕尔霍缅科所提出的关于“平淡乏味的官僚”的论题并不是什么“世界政治进程基本公理”。在新旧大陆的许多国家,在由民主制度取代权威制度或极权制度的过程中,除了一两个领导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人最终都变成了“平淡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