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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取法其设幻的种种大胆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因素。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唐传奇的确堪称有唐一代之奇，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著名的如《枕中记》、《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作者又多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立意在写人，又重情节，尚文词，故能通过委婉曲折的故事给人留下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传奇蔚为奇观，也使后来的刻意模仿者望尘莫及。这个成就与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较少束缚，社会风尚的较为开放大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奇才只盛于唐，至宋则日趋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产生过象唐代那样的名作，作为文言小说代表的志怪传奇的全盛时代过去了。文言小说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传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始有意为小说”，小说正式登上了文坛，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传奇”一词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这时，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新的小说形式即评话出现了。评话是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与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主要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得到他们的喜爱。从评话到章回，历经几代数百年，越来越旺盛强大，同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戏剧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后期主要成就的重要标志，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小看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产生了“孤愤”之情，并且把这种“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上溯千余年以来的文言小说的发展，有哪一位作家象他这样？唐传奇的作者大都是有较高地位的知名文人，而且传奇的产生还与投献干谒有关，说得不客气点，还是一种求名的工具。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写传奇志怪之文，心中未必完全以前辈作者为同道的。他心目中追随的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仿“太史公曰”的写作方法，究其底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待，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当然，他还不懂形象的历史之类的说法，可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概括说来，《聊斋志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