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2/4 页)

排放一定量的污染气体。所有污染者被允许排放的量产生的影响必须低于最终造成的污染程度的影响，因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大气污染。当你购买碳抵消产品之后，你对抵御全球变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与自身利益比起来，这种无私奉献的动力很小，对于规定限额的做法，碳抵消产品不是很好的替代品，有人怀疑这些项目的可行性与有用性。这些项目实施的有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们的顾客并不是温室气体的唯一排放者，公司的项目投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简单地替换了原有的投资方式，并且这种服务可能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即通过减少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可以为抵御全球变暖作出巨大的贡献。由于空气中的部分二氧化碳最终会被海洋慢慢吸收，那么每年高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产生一定的聚集效应，如果这种排放速度稳定，那么大气密度就会增加。

与之相关的一个热点就是，公司的这种做法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观念，即那些排放量为零的人会觉得自己已经为抵御全球变暖尽了全部的力量。然而，如果美国100万个富裕家庭这样做了，那么每年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仅仅占据全部排放量的一小部分。结合由石油生产者和其他公司为减排而实施的公共项目，碳抵消项目欺骗了许多人，使他们误认为通过自身的努力就能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如果人们坚信自愿的努力就能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那么政府对于因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所耗费的巨大成本就不会存在什么政治压力了。

贝克尔之感言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贴现率在所有问题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全球变暖就是由于拖延贴现所造成的。凯文·墨菲和我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已经很多年了。我们所得出的一致结论就是：在第一期，资本的收益率就等于贴现率。一个更全面的研究也将不确定性因素在全球变暖所产生的未来影响中的作用考虑在内。使用资本收益率的原因在于，这个比率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当代人进行一定量的储蓄后，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反馈给后代。当代与后代之间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不会抵消贴现的作用，但是会影响当代人为后代人所储蓄的数额。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都表明，当代人并没有忽视后代人，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代人会比他们之前的每一代人富裕很多，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七章　违法、恐怖主义与惩罚（1）

关于死刑的争论

死刑的威慑力

加利福尼亚对连环杀人犯斯坦利·“托基”·威廉斯的处决，引起了关于实行死刑的新争论，在全世界1/3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废除了死刑，欧盟不会接纳保留死刑处罚的国家。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在思考保留死刑的问题时，我们所考虑的原则性因素包括处决的威慑力、误杀的比例（即处决无辜的人）、实施死刑相对于无期徒刑的成本、报复性惩罚措施的效力、受害者的朋友和亲人的要求，以及死刑反对者们的强烈抵制。我认为，比较不同的因素的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对峙，可以将其忽略。在美国，2/3的公民都支持死刑，尽管这个事例说服力较弱（因为它无法衡量偏好的强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证明。

艾萨克·埃利希（Isaac　Ehrlich）早期所作的实证研究表明，死刑能够产生极大的威慑力，有调查发现：对于有机会选择无期徒刑的犯人来说，很少有人会选择死刑。埃利希的研究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近期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如哈希姆·杰日贝克希（Hashem　Dezhbakhsh）、保罗·罗宾和乔安娜·谢泼德，在其著作中都强烈支持埃利希的理论；他们发现，在一个计量周密的经济分析里，处决一个人就震慑住了18个杀人犯。这个比例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因谋杀而被处决的可能性不到1％（绝大多数被处决的犯人都是南部地区的杀人犯，2004年被处决的有59人，那一年有将近7　000个杀人犯），但是这种可能性具有误导作用，因为只有一部分杀人犯才能够被执行死刑，更多的是，甚至1％或被处决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为大部分人会用大量的钱去消除这种可能性。

处决无辜者的风险实际上是非常小的，特别是要辨别法律上的无辜和事实上的无辜。有些杀人犯本应该在法律上有机会反抗而不被判死刑，但他们被误判了，比如说他们被阻止提供有助于减缓他们罪行的证据，以及一些在恶劣环境中“不得不”犯罪的证据。但是，他们并不是无辜的。未杀人却被处决的可能性极小。部分原因在于死刑诉讼的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