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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讲故事的人所经历的考验，福克纳开拓了、加深了小说的紧张度。他们不仅担负着同一个任务，也有许多共同的伤痛和恩怨。他们都熟请文学、有语言天赋、甚至爱好语言，但一开始应用他们的材料——“陈年老话的碎片断绪”，“听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故事”——时，便看到自封的权威与天赋无关，与准确性、客观性更加无关。虽然“确存其事”，但都是在自己的隐痛伤痕中找出来的。有时他们也能在读过的故事、自己经历的故事和企图努力讲好的故事之间发现吻合之处。

在《喧哗与骚动》中，作者把倒退用作超然物外的手段；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把重复用作伟大创新的源泉，讲故事的人没完没了地重复掌故、重复自己和相互重复。但是他们的掌故残缺不全、流动可变、支离破碎、不成图像，是口传而不成文，因此大有游戏的余地。福克纳的替身们在黑暗中拼凑、害怕失败，但仍不断拼凑，希望根据他们找出的吻合之处和类同点能揭开某个内容丰富的图像。虽然没有一个人最后成功，但是每个人都有所悟，因而福克纳之最终得以成功，他们都有贡献。结果，《押沙龙，押沙龙！》不仅叙述伟大的情节，还探索那些人的心灵和想象，他们努力挖掘素材以求补足所缺的东西。虽然无法确知讲故事的人在听和讲、叙和表、拆和拼那么多繁杂而流动的素材时擅自作了些什么增删，但是我们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十分醉心于此，也令人心醉。

福克纳书中几个讲故事的人煞贫苦心讲述的故事与英雄、历史有关，与家族有关，与父母子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与不称职的父母和受伤害的子女有关。小说的开始场景中便出现罗莎·科尔菲尔德小姐，苍白樵悴，心神恍惚，坐在一把太高的椅子上，活像一个“孩子钉在十字架上”。她一生中的每一层重要关系都是痛苦的一团糟：生下来就失去母亲，由病弱可怜的父亲拉扯大；有一个姐姐艾伦，比她大25 岁，不像姐姐更像姑妈，艾伦生一子一女，罗莎生下时男的已6　岁，女的4

岁，不像外甥更像兄姐；只有一个男人向她提亲，她的亡姐的丈夫托玛斯·塞特潘，年纪老得够做她父亲，她答应嫁给他以后，他立即把求婚变成有亵，使她没做新娘便成了寡妇，他成了她“有名无实的丈夫”，判她“苦守贞节一辈子”。因此她讲起他的事来，等于在努力梳理自己一生中的挫折、紊乱而失败的关系。她一生中最接近和解、平安的时刻是把她父亲的名字、把有名无实的丈夫的名字登记在久被束之高阁的家庭圣经上。那时，她力图讲述的塞特潘家的败落的故事，同她自己经历的故事——科尔菲尔德家的败落的故事合并在一起。

罗莎小姐讲的故事和她亲身的经历交织，在好几层重大意义上关系到我们对《押沙龙，押沙尤！》一书的理解。在福克纳写作《押沙龙，押沙龙！》的背后，至少有三件事把他带回到自己的生活。这三件事——整理《绿枝》、写《喧哗与骚动》的两稿序言、开始《杰弗逊和约克那帕塔法金书》——以不同方式影响《押沙龙，押沙龙！》：《绿枝》把他带回到最早最美好的自我形象，《押沙龙，押沙龙！》迟迟不能完成的原因之一便是在等待对自我形象体会最热情最纯洁的时刻。那本类似家谱、年鉴的《金书》，不仅反映在《押沙龙，押沙龙！》增附年表、家谱和地图一事上，也反映在《押沙龙，押沙龙！》的犹如概括总结的语调上。为《喧哗与骚动》写序言，把福克纳带回到他对之感情最深最纯的那部小说，也把他带回到最初只有预感、如今使他苦恼的时刻——怕自己“忘记了怎样写作”。但是两稿序言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到处都能觉察到它们的影响。首先，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说家和他的小说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其次，提供线索，找到昆丁·康普生，用他来讲述托玛斯·塞特潘的故事。结果，两条线的发展——讲故事的人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对于用昆丁来讲塞特潘的故事的神往——又相捕相成。福克纳觉得由昆丁一个人来讲故事还不够，进而创造另一些人，一半因为他需要他们来挖掘他的故事，一半因为他对于讲故事可谓神往，百讲不厌。他还用后者（用昆丁来讲故事）的发展作为挖掘前者（讲故事的人和故事之间的关系）

的手段。

两条线的发展以两种精彩方式丰富了小说的结构。首先，福克纳所有的虚构小说的一大特点是外在的互补关系，即力求全部创作加在一起有一个总体的大结构，最充分地体现在《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就这一点来说，这两部作品是福克纳的想象的结晶：换言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