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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给他使坏。把他的自行车带给扎了或把气门芯儿给拔了吧，我还真没这个胆儿，说实话当时也不时兴这么干，于是就偷着在教室外边的墙上写了四个字：“打——倒——向——党！”因为这主儿的姓氏忒繁杂，就没给它写上去，所以看起来就有问题了，坏啦！成你妈“反动标语”啦！

几个同学还挺有“政治敏锐性”，大声喝问道：“这是谁写的？！”

做了亏心事，专怕鬼叫门。我的脸吓得煞白，心里跟揣着兔子似的，那德行样儿谁看了都得怀疑是我干的。

就听有人嚷：“是你写的吧？啊！白明写反动标语啦！”

我当时是眼睛发黑，嗓子眼儿发堵直想吐：“我……不是……啊……是我……不……是……”一句完整的人话都讲不出来了。

同学把我们的班主任找了来，他们大声地告状，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玩儿了命的表现。

我们的班主任是位四十多岁的女人，满脸严肃地看着我们，那几个学生说：“老师，我们得向工宣队报告呀！”

“去吧！”老师异常严肃地说。

几个学生就飞也似的跑了，这边的我已经吓得快要“抽羊角风”了。

见四下里没人，老师迅速地掏出粉笔，模仿着我的字迹，故意歪歪扭扭地在“向——党”的前边加上了一个笔画繁杂的“×”字，这句话就变成了“打——倒——×向——党”！于是，谁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班上的那位，专爱在女生面前掏裆骑车、自我感觉还特好的小二百五了。

“工宣队”的人来了，班主任就抢先指着我鼻子骂：“白明，你也太不像话了，我昨天还看见你跟×向党一块玩呢，今天你就想打倒人家，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呀？好好地给我回去写检查！”然后又对那几个学生说：“你们的革命警惕性是好的，但要分清什么是反动标语，那是阶级敌人才干的坏事儿。”

“工宣队”的人对那几个字审视了一阵后，就背着手走了，没有任何的表态。这就让我更“难受”，我觉得我怎么快跟胡同里的那个“特务嫌疑”二饼差不多了，就从骨子里觉着自己真成了个罪大恶极的“小反革命”。

其实我不知道，在我们班主任机敏的保护下，这事儿才没闹起来。

然而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从此以后，那红小兵的门，基本上就是永远地对我关上了。

永远的班主任

再说说这位，几乎是我“半个救命恩人”的班主任吧，她的名字恕我隐去，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的话，想来已该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我敬佩她，不仅是因为她“救过我”，个中另有一段故事，说来亦是惊心动魄，让人荡气回肠。

我所在的那家学校里的校长，“文革”前就是一位特级教师，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什么“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老早就被打成了“黑帮分子”，关在学校后院儿的一个破棚子里，在“工宣队”的监视下，由学校里的“革命师生”们轮流着日夜看守。

有一段时间，这位校长作为学校里唯一“罪大恶极”的人，哪个班“高兴”了，都可以把他拉出来批斗。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一三五排满了，二四六也不能落空，那校长就“日理万机”，就成了“腕儿”啦，不比现在的歌星轻省多少。一来二去的就把他给斗疲沓了，批斗会后，他居然能“点评”谁的批判稿写得还凑合。

学生们呢，也把“批斗会”正经当成个大事儿，至少当成了“朗诵会”，期盼着老师对自己“口才”的点评或夸奖。我得罪过的那位叫什么“向党”的小二百五，在这天还特意从家里沏了一大壶的红糖水，专门给他待见的那几个小丫头偷着逗两口儿，可见大家的兴奋程度。因此，这事儿就跟我们当年第一次参加春游一样，被牢记在了幼稚的脑海之中。

那位校长被“工宣队”的人带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高声地领着我们喊口号：“打倒×××！”“×××必须向革命小将低头认罪！”……

接下来，由我们班主任带头，对校长进行口诛笔伐，很是过了把瘾。最后“工宣队”的人说：“你们班上从老师到学生，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样很好嘛，希望你们像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的那样‘不要吃老本儿，要再立新功’！”

就在我们大家准备着“再立新功”的时候，却发生了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的班主任突然地“失踪”了。

起先是有两个带课老师，后来由“工宣队”的人直接“教”我们，还时不时地“了解”一下我们原班主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