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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以旧换新）、保险、纳税、银行帐号捆绑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与临时工称谓，一律称雇员（公务员本质也是雇员），实行岗位工资制。其次，社会组织分成四大类，军事单位、行政单位（含党、政、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政府只管军事和行政单位的收与支，全额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定员定编；事业和企业单位全权交由市场调节，事业单位财政补贴法制化。最后，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个体户，外国人、中国人，城里人、农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实行国民待遇，除法律规定特殊优惠外，所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执行一个标准，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中国目前的共识是限制特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这是错误的，我国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亿，2013年是劳动力最高峰为10亿，后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来，就业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按最低标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亿，60％就是9。6亿，70％就是11。2亿，2020年小康目标，取中间值（8—11亿）9。5亿人口计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亿。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总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计算有5。92亿，取二者平均值是5。33亿。这样2020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亿，也就是说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有50个以上。现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万，还不够。然而，我国号称1000万的特大城市没有一个城区人口达到800万，都包括郊区农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来单位成本高，但承载人口多，其实是最节俭的人口居住途径。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何伟力说，中国干任何与人口有关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拿出世界第一的胆识、第一的谋略、第一的举措。但我们不能盲目发展特大城市，如长江以北（除东北外），ck线以西就不宜发展特大城市。因为水资源不足，现在可以&nbsp；“南水北调”，将来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条路了。因此，50个特大城市只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四块地方可供规划了。&nbsp；其次是引导、诱导、指导问题。所谓引导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农民，进城者必须有一技之长。即大力兴办职业教育；所谓诱导，即城市接收单位应有一定的进入门槛（与目前的限制门槛有本质区别），基本条件不得太高。所谓指导，即告知每一位进城民工，由一个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不是一天的事，有观念与综合素质问题，政府应加强市民教育。目前民工进城打工的负面影响是政府没有做好引导、诱导、指导这三项工作造成的，待国民取下“有色眼镜”看农民工、政府做好“三导”工作，农民变市民不是一件难事。&nbsp；最后就是政府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nbsp；过程中，必须作好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红头文件”形式来规范。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包括上述规划、“三导”工作，以及取消壁垒和普遍国民待遇等，都应通过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何伟力说，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不是口头上说一说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涉及面之广偏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不管我们以前提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或者现在提的城市化，都是全社会的大事。松山市的整体城市升格，也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以改革为引擎。所以第二个内容就显得更重要了。

何伟力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接着讲道：“第二个内容就是改革，对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要实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何伟力讲道，这第二个内容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1、在c、z三角洲、jj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进行撤消省、自治区建制，设立经济大区试点，经济区属中央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辖县，只管城区和近郊区。国家设立中央、市（州）、县三级财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级省级行政区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的主体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干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中央直辖市州一级（州是指地域大且没有中心城市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