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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挑子不干了，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当官不能这样子的，要沉得住气，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哪个来给你拣摊摊儿揩屁股？”

“何书记这话我就不敢恭维了，像老陶那样动不动就撂挑子的人，中国官史上并不多见啰！”肖千一还是忍不住要插话。

“当然，当了大官又当大文人的也有，比如韩愈就是其中一个。”何伟力说：“不过韩愈也不像真正的当官的料，当官嘛点儿事儿嘛，老写奏折干嘛？你会写哟，你文字功夫好啊！你写点儿别的不行吗？你就写他个十篇八篇《师说》，后人拿来当范文读，当成座右铭放在桌子上多好啊。你偏偏要有一篇没一篇地写奏折。当官的人要学会尽量少签字少题词少写信少涂鸦少留笔迹，少把把柄搁在人家手上，这样是要栽跟斗的。好你个韩大诗人还没搞清皇帝老子的脾气，就猴急马急地一封朝奏九重天。屁股还没在官椅上坐热就落得个夕贬潮阳路八千，虽然你想的是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可你哪里知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悲惨境况，韩大官人也够倒霉的了，心痛之余，只盼侄儿远来必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了。”

肖千一说：“何书记，可是依我看，在官场上，不单单是文学家，政治家不小心也会栽筋斗的，你看那明朝的张居正、杨廷和这些既是文人又当了顶尖大官的人，官就当得可以了吧，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老手啊！到头来结局还是不好，张居正死后都不能得到安静，皇帝的鞭子抽他他连痛不痛都不知道，杨廷和还不是在老家寂寞地死去，他们算文人吗？还是算政治家呢？”

“他们算文人还是算政治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能像文人那样去处理官场上的事情，开国元勋彭德怀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本来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却要学着文人来一个什么万言书，最后不是落得个家破人亡吗？”何伟力很世故地说。

“照何书记这一说，当官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咧！”肖千一有所感触地说。

“当然不轻松啊！当官和你那写诗作文一样，是一门艺术，而且这门艺术又高又深，高过于天，深不见底。”何伟力语重心长地说。

“我知道，我虽然没有当过官，但是晓得官场艺术的重要性，如果你一点儿不懂官场艺术，一味按你那文人脾气去整，只能算是瞎折腾。假设我连这点儿道理都不懂，我难道还敢来要官当吗？”肖千一中气很足。

“我知道你晓得官场需要官场艺术，现在也可以叫领导艺术。但是，苏东坡你了解吗？他也很喜爱喝酒，不然的话他就不会一尊还酹江月。要论才华，他盖世才情，没有异议的一代大文豪，他也想当官，当官时也为老百姓做过不少好事，可惜他不甘流俗，意气用事，说穿了是不懂官场艺术，结果宦海沉浮，被贬来贬去，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如果他懂得变通，不过分心高气傲，以他的才干，他完全可以当更大的官，而且一定能当好，那岂不是能让更多的的老百姓沾恩戴福吗？”

何伟力的本意是劝肖千一打消当官的念头，教书教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行当官吗？可给他横比竖比，肖千一就是不着道。

肖千一听何伟力说得差不多了，不紧不慢地跟了一句：“大概当官也有当官的乐趣吧，要不，那么多人想当官？再说了，我教了这几十年书，实在把我教厌烦了，搞业余创作谈何容易，太辛苦了，累你个一年半载，写点东西，哪个看你的？现在大家都在玩，我还死心塌地站黑板，搞业余创作，是不是有点傻？讲究市场经济的年头，文学界也吵吵嚷嚷地鼓吹文学如何适应商品经济，有一些穷的叮当响的文学刊物也向地摊靠拢，尽搞些花拳绣腿的玩意儿谋得生存，想高雅也高雅不起来。我还继续傻乎乎地当个业余作家，这不是个是个傻瓜吗？所以，我思前想后，沉思反省，觉得应该改行了，早就应该改行了。”

“改行，改行做什么呢？其它的不能做吗？就想当官？”何伟力揶揄地问。

肖千一被何伟力这一问，心情还有些激动了：“当官是我的最佳选择！做生意也不错，特别是做地皮生意、狗皮生意、牛皮生意、虎皮生意、鳄鱼皮生意、娃娃鱼皮生意、熊猫皮生意、恐龙皮生意、黑熊皮生意、大象皮生意最好赚钱，可是我从小偏科，每期语文打一百分，算术只能打三四十分，到现在加减乘除全部还老师了，数理化知识顶多一个高小生的水平。如今赚钱的行业都变了，炒批文、炒信息、炒股、、炒房产、炒地产、炒菜、炒板栗、炒答案、炒现饭，做生意炒东西要算账，因为我算数差不会划算，哪一样我都不会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