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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在遮入耳目?
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
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
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
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
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事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
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
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
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
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
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
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
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
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
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
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
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
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
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
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他建
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
信”栏目内。
托马斯根本谈不上高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
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点(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
太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篇文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
起感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
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马
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
的眼睛啦!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
占了托马斯的祖国。
3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
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
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
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
了。”
“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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