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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改动了，并不是我不想改动，只是我不能把时间完全花费在一本书上面，我不是在写“样板小说”。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是无止境的，我的追求也没有止境。我这一生也写不出一本毫无缺点的完美的作品，不可能！不过我一直希望在自己作品中少出现毛病。我决不是害怕被什么领导在讲话中点名批判，我只是愿意让读者靠这些文字更准确地理解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后来才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单单纠缠在一本书上是不行的，最好还是多写。那么我的确可以不再修改旧作了，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天地图书公司愿意照付“版税”，我说：“还是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吧。”我只提出一个要求：新版一律根据作者最近的修改本重排。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仍然主张著作的版权归作者所有，他有权改动自己的作品，也有权决定自己作品的重印或停版。我一直认为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最初发表的连载小说是随写随印的。我当时的想法和后来的不一定相同，以后我改了很多，文字和情节两方面都有变动。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九五七年我编《文集》却让婉儿活了下去，接着又在《春》里补写了婉儿回到高家给太太拜寿的一章，我以为这样处理更接近真实，冯乐山讨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并不单是为了虐待她，也是为了玩弄她，他高兴时还可能把婉儿当成宝贝。在补写的《春》的第六章里婉儿对淑英们揭露了冯乐山“欺负孤儿寡妇”的“伪君子、假善人”的行为，她最后说：“我初到冯家的时候挨骂又挨打。饭也吃不下只怪自己命不好，情愿早死我真想走鸣凤的路。现在我也变了。既然都是命，我何必怕他们！该死就死，不该死就活下去。他们欺负我，我也不在乎。我心想：我年轻，今年还不到二十岁，我总会死在你们后头。我会看到你们一个一个的结果。”今天重读改订后的《激流三部曲》，我仍然觉得这样写婉儿比较好。她的性格显著了，冯乐山的也更鲜明了。《三部曲》中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决不会删去补写的章节，让《三部曲》、让《家》恢复原来的面目。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在《小说专集》中收入我的《家》，他们一定要根据一九三三年开明书店的初版本排印，花了不少功夫居然找到了印数很少的初版本。他们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保存作品的最初的面目。但是我的情况不同，作品最初的印数不多，我又不断地修改，读者们得到的大多是各种各样的改订本，初版本倒并不为读者所熟悉，而且我自己也不愿意再拿初版的《家》同读者见面，我很想坚持一下不让初版本入选，但是后来我还是让了步。我想：“不要给别人增加麻烦吧，它既然存在过，就让它留下去吧，用不着替自己遮丑，反正我是边写边学的，而且《新文学大系》又不是给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读物。”作品给选进《新文学大系》，戴上“文学”的帽子，当然要受“体例”等等框框的限制。

但是现在由自己编辑出版单行本，丢开“文学”的头衔，我便感到自由自在了。我希望有一天新的改订本会淘汰掉那些盗印本和“租型本”。

在改订本中最先印出来的不用说就是《激流三部曲》。关于它，我还想讲几句话。也许有人认为我已经讲得够多了，但话总是讲不完的。有人批评我“反封建不彻底”，有人断定《家》早已“过时”，可是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四周“徘徊”。在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小孩的时候，我就对当时存在的种种等级抱有反感。我父亲是四川广元县的县官，他下面有各种小官，他上面有各样大官，级别划分十分清楚，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我“旁听”过父亲审讯案件，老百姓糊里糊涂地挨了板子还要向“青天大老爷”叩头谢恩。这真是记忆犹新啊！

我当初写《家》，矛头就针对父母包办婚姻、干涉子女自由等等封建流毒，绝没有想到《家》发表后五十三年，又轮到我来写批判“买卖婚姻”的随想。有一件事情我实在想不明白，近来常从新闻报道、广播宣传中听到关于“红娘”的消息，好像许多地方都有“红娘”在做好事。我们从小就熟悉《西厢》的故事：只知道“门当户对”的老夫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使有情人成不了眷属。小丫环红娘才挺身出来，传书带信，巧计安排，让这一对青年男女实现他们的心愿。红娘能够发挥她的作用，正因为她生活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上面还有一位昏聩、专横的老夫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毒素又深入人心，她“穿针引线”，不顾这一切，她是“反封建”的“战士”，决不是一个媒人。倘使活到今天，她也不会听从老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