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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想汇报。写的时候总说是“真心悔改”，现在深刻地分析也不过是用假话骗人争取“坦白从宽”。接着我又在一本练习簿上写日记，并不每天交出去审查，但下笔时总觉得“文革派”就坐在对面，便主动地写些认罪的话讨好他们。当然我在短短的日记里也记录了当天发生的大事，我想几年以后自己重读它们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艰难曲折。总之我当时是用悲观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并没有杨沫同志的那种想法，更谈不到什么勇气。但即便是我写的那样的日记也不能继续下去。到这年八月底几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勒令我搬到作协分会三楼走廊上过夜，在那里住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又把我揪到江湾复旦大学批斗，让我在学生宿舍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然后释放回家。我的日记却不知给扔到哪里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向萧珊要了一本“学习手册”，又开始写起日记来。我的用意不再是争取“坦白从宽”，我已经看透造反派的心（他们要整你，你大拍马屁也没有用处）。我只是想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不过为了保护自己，我继续“歌功颂德”。我每天在“牛棚”里写一段，尽管日记中并无违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记带回家中，在那段时间只要是自称“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闯进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别的东西。我以为把日记放在“牛棚”内，锁在抽屉里面比较安全。没有想到不到两个月，造反派、监督组忽然采取“革命行动”搜查“牛棚”，勒令打开抽屉，把“学习手册”中的日记和“检查交代”、“思想汇报”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从此我就没有再写日记。我不斗争，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里，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里。我深深感到内疚。

八四年一月二日

《茅盾谈话录》

在病房里我读到沈韦韬、陈小曼两位同志的来信。我最近一次看见他们，还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到北京参加茅盾同志追悼会的时候。这以前我每次去北京寓所拜望茅公（人们习惯这样称呼茅盾同志），总会见到他们中间的一位。这一次他们一起到招待所看我，交谈起来我觉得茅公好像就坐在我们面前，我忘不了刚刚离开我们的伟大的死者。

我在三十年代就见过韦韬，他那时大概在念初中吧，可是我们一直少有交谈的机会，因此至今还不熟悉。和小曼同志相见更晚，只是在南小街的寓所中见过几面。茅公逝世后，第二年我就在上海病倒，再也不曾去过北京，也没有给他们寄过信去。我两次住进医院治病，加起来已经超过十个月，这中间我从探望的友人那里知道一点韦韬夫妇的消息，朋友们称赞他们没有私心，能够遵照茅公的意愿，把遗物献给国家。我说我要写封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心愿。但是信并未写成，我写字困难。

他们的信却意外地来了。信上一开头就说：“有一件事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接下去解释是什么一回事：

自去年三月以来，上海的《××报》和《×××报》先后选载了×××写的《茅盾谈话录》。这个《谈话录》是以记录先父谈话的形式出现的，因此社会上就当真把它看做是先父的谈话，是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但事实并非如此。先父生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谈话录》，而从内容来看，失实虚假之处很多，因此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我们认为，假如这个《谈话录》传布开去，以讹传讹，不仅有损先父声誉，且对国内外的茅盾研究工作也有不良的影响。为此，我们写了一则“声明”寄给《××报》，希望他们刊出。为了及早澄清此事，免得别人把我们的沉默当做默认，考虑之下我们想您是先父的老友，希望您对此事予以关注。

随信还附来他们的“声明”和致编辑部信的副本。“声明”简单明了，给编辑部的信中对情况做了较详细的说明，我想报社可能很快刊出他们的“声明”，事实也就得以澄清。茅公生前做任何工作，都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澄清事实便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三年前我曾说过：“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做任何有损于茅公声誉的事。

关于《谈话录》，我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用记录谈话的形式发表的《谈话录》，记录者在发表它之前应当向读者证明：一，他所记录的全是原话；二，这些原话全是谈话者同意发表的。至少，发表这些《谈话录》的报刊编辑应当看到证据，相信他们发表的是别人的原话，因为他们也要对读者负责。读者信任他们，他们要替读者把好这个关口。其实把关的办法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