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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二十年里面，新中国成立了，一切改变了，我想丢掉我那枝写惯黑暗的旧笔，改写新人新事，可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结果写出来的作品连自己也不满意，而且经常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写作的机会更加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订计划叫嚷要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然而计划尚未实现，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一下子变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经常给揪出去批斗，后来索性由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六个负责人王洪文等决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赶出文艺界。造反派和“四人帮”的爪牙贴了我几千张大字报，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大字标语说我是“卖国贼”、“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张春桥公开宣布，我不能再写作。但是读者有读者自己的看法。张春桥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不能把我从读者的心上挖掉。事实是这样，“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仍然得到读者的信任。我常说：“读者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读者们要我写作用不着等待长官批准。“四人帮”倒了，我的书重版，却得到了更多的读者。

我虽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真是噩梦醒来，人已衰老，我今年七十六岁，可以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也抓紧工作。

我制定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翻译五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本来作者写作品用不着到处宣传，写出就行，我大张旗鼓，制造舆论，就是希望别人不要来干扰，让我从容执笔，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争取写作时间而奋斗。

我要奋笔多写。究竟写什么呢？五本《随想录》将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结果。我要认真思考，根据个人的经验，就文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两本小说将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写真人真事，也写可能发生的事。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我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我们也算是一种反面教员吧。我又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作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附录：我和文学（2）

于是，我想起了一九四四年我向读者许下的愿，我用读者的口说出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四月九日凌晨一时在广岛写完

《探索集》后记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

《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决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

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