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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明白了：我们刚从祖国来，马上就要回到她身边去，他们向我要求的是祖国母亲的祝福。

中国人（2）

我还见到一位从国内出来的年轻人，他有一个法国妻子，说是几年后学业结束仍要回国。他对我女儿说：华侨同胞和法国朋友在一些会上向我提问题十分客气，有些尖锐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这个我知道，不过我并不害怕，既然参加考试，就不怕遇到难题。我不擅长辞令，又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我惟一的武器是“讲老实话”，知道什么讲什么。我们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但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它建设成为人间乐园。对那位从中国出来的大学生，我很想做这样的回答：“你袖手旁观？难道你就没有责任？”还有人无中生有在文章里编造我的谈话，给自己乔装打扮，这只能说明他的处境困难，他也在变。他大概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无论如何甩不掉自己的祖国。

最后，我应当感谢《家》的法译者李治华先生。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在戴高乐机场第一次看见他，五月十三日上午他在同一个机场跟我握手告别，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多星期中，除了在马赛和里昂的两天外，他几乎天天和我在一起，自愿地担任繁难的口译工作。要是没有他的帮忙，我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他为我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我没有讲一句感谢的话。我知道这只是出于他对祖国母亲爱慕的感情。他远离祖国三十多年，已经在海外成家立业，他在大学教书，刚刚完成了《红楼梦》的法文全译本，这部小说明年出版，将在法国读书界产生影响。但是同他在一起活动的十几天中间，我始终感觉到有一位老母亲的形象牵系着他的心，每一个游子念念不忘的就是慈母的健康，他也不是例外

我的工作室里相当热，夜间十一点我坐在写字桌前还在流汗。这里比巴黎的旅馆里静，我仿佛听见夜在窗外不停地跑过去。我的生命中两个月又过去了。我没有给那些人中间任何一个写过一封信，可是我并没有忘记他们。我每想到祖国人民在困难中怎样挺胸前进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一滴一滴的水流入海洋才不会干涸。母亲的召唤永远牵引游子的心。还需要我讲什么呢？还需要我写什么呢？难道你们没有听见母亲的慈祥的呼唤声音？我已经把你们的心带到了她的身边。

七月二十二日

人民友谊的事业

我们在赵无极先生家里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到了十一点钟，似乎应当告辞了，主人说照法国的习惯，照他们家的习惯还可以继续到午夜。然而这是我们在法国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大清早我们就要搭班机返国了。这天我们是参加了法中友协的干部会议从郊外赶到赵家的，“友协”的干部拉斯吉叶先生开车送我们到赵家。本来他和他的夫人准备两小时以后开车来接我们回旅馆，我们想让他们休息，就说自己回去方便，坚决地请他们不要来。最后他们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们。等到要离开赵家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叫出租汽车有困难，便打电话到拉斯吉叶家，说是他早已开车出去。我们走出赵家大门，一辆面包车在门外等候，从车上走下来拉斯吉叶夫人，驾驶座上坐的是她的丈夫。巴黎的五月的凉夜突然暖和起来了。他们夫妇在巴黎地拉尔旅馆楼下同我们告别的时候，带着友好的微笑祝我们这一夜得到很好的睡眠。

我回到七楼上的房间，为了整理行李，忙了将近两个小时。凌晨一点前，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我感到疲劳，但是我不想睡。我坐在摆满沙发的宽敞的客厅里，没有翻看书报，也没有人同我谈话，十八天的生活像影片似的在我的脑子里一本一本地映了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我就要去戴高乐机场。离开这个国家，我感到留恋，离开朝夕陪同我们活动的法国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谊”并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法国朋友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法中友协”是民间团体，经费有限。为了便于我们活动，朋友们借来一辆面包车，由“友协”的干部轮流来为我们开车。他们并不是“友协”的专职干部，大家都有另外的工作。他们为我们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想得周到，做得自然，他们接待我们就像接待久别重见的亲友。对于他们这一切全是自觉自愿的“义务劳动”，鼓舞他们的力量是友谊，是对新中国的热爱，是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每次向他们表示谢意，他们总是带笑地回答：“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我们盼你们盼了好久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其实我们有许多话可以说，也应该说。同法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想尽多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