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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没有分歧，甚至对合作化的发展要有控制数字这点也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只是合作化发展速度的问题，但这个分歧又确实带有原则性的意义，表现了两种指导思想的不同。作者如实地指出邓子恢同志虽然并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但是，把他坚持同意合作化应稳步前进的主张，当做经验主义、甚至右倾主义的错误来批评，是错误，是批错了。

作者又指出，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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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坚持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他对邓子恢同志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总的说来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批评确实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波同志又认为，这次错误批评的责任不能归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他分析这次错误批判的原因，指出两点教训。其一，是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有些急于求成。其二，是对于党内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了路线斗争之纲。这两条都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某一个个人的原因。一波同志还指出，建国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感觉到粮食问题的压力，这时大家又误信了苏联的经验，以为只要加快合作化进程就能迅速解决我国的粮食、棉花供应问题。

这是当时党中央许多领导，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想法。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不完全切合实际的。

在书中随处都有类似这样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是有说服力的，是能够发人深省的。

这本书由于对历史经验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又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所以这本书没有回避一般研究者感觉到是很难以处理、甚至故意绕过去的麻烦问题。本来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来说，越是看起来难于处理的麻烦问题，就越是应该下功夫，而决不能回避。一波同志在这本书中正是这样做的。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全党所承认的。但是，研究者在讨论《决议》中已经作了判断的事情时，并不是只能重复《决议》中的判断而不能多说一句话。因为那毕竟是概括的判断，是需要加以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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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丰富的。一波同志的书，可以说，在各个问题的论述中并未超越《决议》的论断，但又有许多新意，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另一方面，现在也有些人肆意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毛主席的缺点、错误，甚至说得一无是处。为了批驳这些错误的观点，我们也必须像一波同志那样正视有关的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

建国以后，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特别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是一般研究工作者感到难以处理的问题。国内国外都有人注意这些问题，却并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论述。国外有些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出了不少著作。

其中有些着重研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这些研究者，受他们的立场、观点以及某些成见的限制，又得不到充分的可靠的资料，往往作出猜测性的论断。他们把这种分歧说成好像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或者是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甚至是权力、地位的争夺。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针对这些说法，如果只说一句，这些分歧不过是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是不够的。这样说固然是对的，但简单地说一句话不足以服人。

一波同志的书不是回避，而是详细地论证了党内分歧的实际情况及其产生的原因。例如，对新民主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书中指出，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都有个认识发展的过程。在刚进城后一段时间内，少奇同志虽然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不久后受到毛主席批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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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书中也指出其间“小有歧异”）。在１９５２年底到１９５３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审时度势”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了他原来关于过渡问题的看法。由于他的新的看法确有根据，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里并没有任何不正常之处。又比如在上述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当时确实在党的领导人中有过分歧，甚至在合作化发展速度上有两种指导思想之争。一波同志的具体分析使人看到，这些分歧虽然曾被说成是路线之争，但实际上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是为了要搞好农业合作化这样一个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