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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品来了。

我们因为坐飞机而来，不得不撇下很多东西。儿子想拉小提琴，因此到备有两把的人那里去借了一把回来。我有些担心，人家肯定会提心吊胆，担心小提琴给拿走了之后损坏、受潮，或者被小偷偷走。我核计也许不久之后会有人把钢琴也给我送来，我在静候着这一天。

日本人做什么都动真格的。交学费学芭蕾，努力，刻苦，很不服输。因此科学、文化、艺术都有进步。我毕竟少年时代身居其中，因而十分了解。不过，日本人自己也意识到了，如很多人所指出的，他们多是在搞模仿。

不过，我丝毫无意攻击模仿。新城又新先生爱好中国书画，先生不论真伪，只要自己觉得好，钱包又没意见的话，便会买下赏玩。对先生而言，这是个乐趣，并非为了文明批评或考证之类的。而多数日本人却像专家一样讲究真货。我感到住在这种日本近代的模仿氛围之中很是愉快。这不是讽刺，仿制品让人想到真货，非常具有丰富感。把礼节都研究透了的日本人虽说值得怜悯，可我却恰如到了小人国一样感到可爱和新奇。如果想品味一下非仿制品，那么就我现在所住的地方而言，看一看鸿台的松树、江户河畔的樱树，仅此便可以感受到日本独特的美感。

上面所讲并非我住在日本之愉悦的全部。因记者嘱咐我只写七页，这便仅是住在日本之快乐中的七页。

原载日本《女性改造》杂志1951年9、10月合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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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日本（1）

在我的印象里，所谓的上下身礼服是日本官员的制服。在中国的漫画里，日本人一准穿着木屐和裤裙。从前的日本漫画中，中国人一准带发辫。我们看了，难免会产生一种仰仗日俄战争之余威对吾人大加蔑视之感。看来作为一个民族，没有一身制服实在不行。

不知道日本人看了为嘲弄“###浪人主要指自明治后期开始在中国内地活动的日本浪人。——译注”而画的裤裙和木屐会作何感想。战争结束之后，我在被接管的台北帝国大学里，依旧见过应聘的合作教授穿着仙台平裤裙和木屐，郑重其事地骑着自行车的情景。同中国人的世界主义倾向相比，日本人似乎摆脱不了国粹主义的羁绊。再看一下女电影演员的赴美装束，个顶个都是长袖和服。没准儿到“那边”去的先生女士们，旅行衣箱里都叠放有仙台平裙裤、白色短布袜以及长袖和服吧。

同样，所谓的民族言行也是相当的不同一般。最厉害的要数所谓的外交辞令。尽管精通那个国家的语言，仍要让人翻译；即便没到那个程度，还是时刻注意自国与别国的界限，时刻意识到听者是别国人，说者是自己国家的代表，所以无论如何要穿制服。一旦脱掉了制服，作为外国人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我讨厌制服。可是这次来到日本，人们却在我身上看到了无形的制服。我应邀参加了两三次座谈会。我很窘迫，讲话也不能随心所欲。会后，领到了装在信封里的一沓钱，我很惊讶。以前从没经历过这等事情。我既感过意不去，又感盛情难却，不知如何是好。不久我又应邀参加了一个不发钱而是免费喝啤酒的###。心里轻松了许多，标示异国身份之上下身和服有如塑料一样透明得不复存在。其后便开始有人邀我参加交会费的聚会，到老朋友家做客。我变成了单衣和服内配短衬裤的打扮。

有记者登门来了。我在记者面前从不失敬意、不摆架子。我恭恭敬敬地接待他，并谦卑地允诺说：“几天之后给您写。”可是对方并不那么想，说让我马上写篇有关临终之苦的稿子。仔细一问方知道，对方有一个编辑计划，标题和字数都已定好。于是记者便带着受命占领某个高地的、勇敢的日本军人曾有的那股劲头儿，来到我这儿。他从包里取出面包，开始了持久战。我吓了一跳，慌忙做了咖喱饭端上来。他的热心和不辞劳苦让我感动。不过写完了别人的临终苦痛，自己怕也离临终不远了。何况距离临终还稍嫌早一点。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报纸杂志未免有些欠考虑。抢新闻倒是够机敏的，可自己的脑子却并不怎么转弯。

我对他说，因为你是第一个来，下一次我动笔之时，一定通知你。可是不知是不领此情，还是下一次就用不着了，他走的时候一副很沮丧的样子。送他至树丛中间时，我感到无比歉疚。

我又接待了下一个记者，没等他开口，我就把前一个记者的历史说给他听。按理听了之后，他就不好再开口，不料他也是忠于职守，又很直率。我折中考虑，决定虚构一篇小说与他。可似乎他拿回出版社，没有说这是虚构的小说，结果假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