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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精力消耗于自我维系之中。这像经济上“高

级平衡阀”的一个对应物，在政体上可以称为“安全维系综合症”。国家税

收不得不流向与竞争者作战。官吏们不可信赖，特别是在下层。①官僚间彼此

监视，注视着永远可疑的群众，其程度之严重使得变通和革新变得困难重重，

特别是在　１９２７　年国、共分裂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以后。

在重新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另一部分困难在于　１９　世纪即已开始的名流阶

层的积极精神和从事政治活动。面对已经组织起来增进其自身利益，或对国

家政策已有自己议程的名流，民国时期自封的法定政府不得不扩大自己的权

① 见陈志让《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

① 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第　327—336　页认为，虽然官僚机构在河北省 下伸到了区一级，但是，

区以下的官员仍没有被上级有效地控制。盖泽特著 《权力与社会》第　260—261　页断定，在江苏，南京政

府的官僚机构是添加在 既有的名流控制的结构之上，而没有清除地方名流的权力。

力。基础牢固的农村名流、城市商人和专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都给国民政

府提供某种支持，但是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效忠过。②对不同政见的压制，

由于疏远了越来越多的观望者，恰恰导致了令人担忧的不信任和反抗。国民

党政府专心致志地扩大和保护他们的权力，仍未能有效地掌管地方事务，也

不可能制定一些能扩大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制度。许多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

相互助长；而那些既不宽容政府，又不愿冒险去反对它的人，则退而从事个

人的追求或地方事务。

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三个政治活动领域。首先，是在一个范围狭小的圈

子里，政府内或政党内的派系争夺权力，而外界那些可为这种政权接受的人，

则同官员建立联系，以保护或增进自身的利益。①第二，是城市里反对派的政

治活动，包括群众游行示威和其他通过组织活动和报刊表达的异议。有时采

取暴力方式的名流人士（和工人运动的某些同盟军）的动员，逐渐与在城市

里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的秘密组织活动融合在一起。第三，是农村中

的政治活动，包括这样一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如怀有自治野心的地方军事首

领的争斗，政府致力于收税和纳税人尽力逃税，以及地主对农民非政治性的

社会反抗的压制。②这些政治关系遵循庇护和掮客的模式，当这些运转机制崩

溃时，暴力活动便随处可见。

共产党被赶出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后，在农村推行其革命纲领，并在

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同当地的当权者在战时环境下展开了竞争。③共产党人还没

有国民党政府所担负的种种行政问题的负担，得以采取各种灵活政策，在他

们试图建立根据地的任何地方，发动群众倾诉最为紧迫的社会苦难，以推动

② 国民党与社会名流关系的理论分为三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各种各样当代 作家，称国民党为城市资产

阶级和乡村地主的政党（例如，伊罗生：《中国革 命的悲剧》，第　31、182　页）。其他作家着重指出蒋介

石个人独裁（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　123、132、137　页）；或提出南京政府是独裁政权， 追

求其自身利益而不顾任何社会阶级愿望（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240、 286　页）；或把南京政府的

特点描述为军事独裁政权，靠控制、镇压和在弱小 社会力量间进行仲裁来实行统治（小帕克斯？科布尔：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 府，1927—1937　年》，第　341—342　页）。一些史学家认为国民党和名流两者都 不

是统一的，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实况。国民党和政府的成员以及许许多 多城乡名流，通过复杂而狡诈的

政治相互作用谋求增进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因此，国民党政权是独裁政权之前的独裁政权，因为它在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