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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地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增加了，政府对那里新去的移民鞭长莫及，无

法加以管理和控制。广东中部和东部连续不断的村际械斗，华北平原地区的

长期匪患都是例子。②再如在江西丘陵地带，居住山上的棚民与平坝里境遇较

好而受家族统治的稻农相处不和。③在这些管理不到的边缘地区，非法会社蓬

勃发展，发生叛乱，其中有些地方在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

为对付　１９　世纪中期叛乱而实行的地方和省级的军事化提高了军队的水

平，也产生了如何解散不使用的军队的难题。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军事统治

结束，任凭地方保安部队激增。不久，甚至当它们还未破坏农业之时，军阀

内战破坏了城市和商路。④

另一个不稳定的特点，是人口的流动。清代初期和中期，允许移民迁入

明末叛乱造成人口减少的四川等省和边境地区，包括非法进入满洲。这些出

路（除满洲外）到　１８　世纪末渐渐堵塞。福建和广东多数男人移居东南亚，到

１８５０　年为止，有些人移往南北美洲充当契约劳工。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人

口减少的长江下游，暂时是一个人口迁移的汇集区。然而，到　２０　世纪，只剩

下满洲这唯一的一块地区，仍具有大量吸引移民的未开垦的土地。这些移民

到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最后结果，是长江流域之外的人口增加了。

在这些永久的迁徙之外，还有两种暂时的人口迁移：为了就业和逃避战

祸、饥馑和贫困。城里的店主、商人和工人，即使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已永久

定居下来，仍住往按原籍组织为“会馆”，希望最终仍回到他们的故乡。大

规模的人流每年出现。例如，浙江北部青镇①传统铸铁作坊的铁匠，或杭州的

锡箔匠，每年大部分时间在作坊做工，但夏天却分别回到江苏无锡和宁波府

各地，帮助家庭夏收。贫困的边缘地区，常有他们自己的迁徙模式。例如苏

北的穷人到上海寻找季节性工作，充当劳工、挑夫和黄包车夫，但常常到头

来因没有工做而沦为乞丐。在较富裕的城镇乞讨，成为公认的农闲时寻找生

计的路子，正如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时，到处乞讨是一条生路一样。抢劫和走

私，作为一种更大胆的、不法的谋生之道，有时被人季节性地采用，常从外

地捞钱。若把商路沿途的挑夫、船夫、行商和小贩加上，晚清人口的职业性

移动量是很可观的。②

此外，自然灾害，叛乱与战争引起难民的浪潮。难民群在他们经过的城

镇引起恐惧，那里的小家族集团或个人很容易受到抢劫。

② 关于广东：哈里？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7　期（1977　年　11

月），第　1—40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135—151　页。关于华北平原，见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　59—94　页。对于民国时期土匪为患和军阀割据的社会影响的解释，见菲利

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现代中国》第　7　卷第　3　期

（1981　年　7　月），第　235—288　页；和　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区的事件》，《现

代中国》第　8　卷第　4　期，第　395—433　页。

③ 对这个多山社会的分析，见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 拓》，《现代中国》第　9　卷

第　1　期（1983　年　1　月），第　84—126　页。

① 青镇旧时属桐乡县，隔河为吴兴县的乌镇；二镇今合称乌镇，属桐乡县—— 译者。

如此种种的民众流动是没法计算的，但是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无疑是

有增无减。对外贸易的增长、城市职业的增加和交通运输的改进，都促成新

的暂时迁移。例如，　１８８２　年有　７００００　中国旅客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