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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我的离婚，在很多人眼里我是陈世美，我没有一个地方能钻。那时没钱，不可能去开旅馆，就是想找个地方，有个相处的空间，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和大家的目光。这时韩培珠让我跟巩俐去演部戏，我第一反应就是接下来，这样就能有一个公开的空间，两人能在一块儿，避开外部世界。完全是因为这个我接了《秦俑》。虽然不喜欢，但能和巩俐在一起。那时我很看不起商业电影，觉得跟艺术差太远了。演完后配音我都没去。

张艺谋说那时他很看不起商业电影，并非无的放矢。像《秦俑》这样一个题材，如果深度挖掘，可以有历史的光芒喷射而出。那样，既可以兼顾商业因素，也可以充分考虑艺术因素。只是社会的普遍审美以及商业上考虑，造成了成品的某种局限。

张艺谋虽然去香港拍电影了，可他的创作班子并没有闲着，正忙着寻找下一部电影的题材。

此时，张艺谋的手中已经有几个选题，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仍然在要求他的助手们找选题。恰在此时，有人给张艺谋送来了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

刘恒的《伏羲伏羲》写的是洪水峪的小地主杨金山延续香火的故事。张艺谋之所以会喜欢这样的作品，是因为这类作品内核所蕴藏的力量，是一种旧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排山倒海，并且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种势力所能改变的，它无影无踪却无处不在，能够引发冲突，使得故事充满曲折和变数。

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种力量的聚合，而艺术创造者需要找到自己所擅长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与作品内在的力量进行有机融合。

张艺谋最喜欢及最善于把握的作品，正是那种蕴含传统文化能量的。所以，他会对《伏羲伏羲》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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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女主角（1）

因为在香港拍戏，时间比较充裕，这次张艺谋没有找别人代笔，由刘恒写了初稿，张艺谋自己改了二稿。

对于作家来说，小说就像是自己的儿子，要他在原作的基础上作较大改动，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尽管小说中有很多东西是张艺谋所喜欢的，却也有些东西是张艺谋所不喜欢甚至潜意识里在回避的。比如其中有杨金山用200亩山地换亲，而菊豆的父亲却因为得到这些地而成为地主，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一系列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已经非常开放，许多固有的观念已经不再是障碍，可张艺谋仍然十分小心，尤其对与他本人的出身有关的一些要素，他似乎刻意去回避。

就作品本身来说，故事起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叙述上肯定存在一些问题，结构容易松散。更何况，即使是在小说中这些时代背景也显得并不十分重要。所以，张艺谋进行改编的时候，第一个要考虑的便是将时代背景虚化。考虑好了时代背景，张艺谋接着考虑的是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小说中，主人公是农民，张艺谋对农民也是非常了解的，对于这一点他十分认同。可只要认真思考一番便会发现问题。小说的叙事手法可以天马行空，一句话就可以横跨几十年、几千里。可电影却不行，电影需要人们看得懂，还得时时刻刻抓住观众的眼球，同时还要考虑制作成本，这就要求电影所用的外景极其集中。此外，张艺谋是摄影师出身，非常讲究视觉效果，而他所强调的视觉又与外景地形而上的要素密切相关。刘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山村，那么，怎样找到这个山村本身最突出的形式上的特点呢？

构思这些的时候，张艺谋想到了染坊。他特别重视色彩，而染坊恰恰就是旧中国社会中最有色彩的地方。除此之外，整个戏如果都在染坊里发生，线条就会极其简捷，处理起来也容易得多。

张艺谋显然对《伏羲伏羲》这个名字也有自己的看法，虽说伏羲是中国的一尊神，可电影是给普通人看的，片名当然是越通俗越好。他更倾向于直接用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片名，这就是《菊豆》了。

1989年6月1日，张艺谋在北京北太平庄湖南办事处召开剧本讨论会。这次讨论会，除了原作者刘恒之外，还有一个后来和张艺谋有深度合作的人出现，他便是日后被称为张艺谋“御用编剧”的王斌。

王斌祖籍山东，出生于福州。这天，是王斌和张艺谋第一次相识。王斌回忆说：“张艺谋非常谦逊，一交谈，我们发现彼此的观点以及对电影结构的看法非常一致。张艺谋很聪明，他对人性有洞察力，特别是对完美主义、对艺术的执著，让我觉得，他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