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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00年商亡，不少于2500年，轰轰烈烈的事情不少。象华北平原形成以后，商人同山东丘陵人的斗争，象商与渤海岸（西辽河）昭明人的沟通，象玉器的传闻，象青铜器的试制和铸造，象商贵族的“宫廷内幕”，商贵族妇人的趣闻逸事，等等这些传闻，周的说书人都得不到。所以在殷本纪中也没有记载。说书人不知道殷都和二里头唐都，当然也不知道两个都怎样毁灭。说书人说商的都在朝歌。朝歌是个周味十足的名字。说书人对汤大加讲述，是因为河洛曾经建立过叫作唐的商政权。是商政权的“巫”对外的宣讲。

细读殷本纪，就能发现殷本纪差不多就是河洛巫宣讲的底本，等于是巫对巫祠的宣传。从汤到纣约30个帝500多年，凡是“兴”的时候，总有巫相伴。可知巫的宣讲是说书人的第一手资料。请看原文：

“伊尹，名阿衡，汤举任以国政。”

“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

“伊尹乃立太甲。”

“帝太戊wu立，尹陟zhi为相。”

“殷复兴，巫贤任职。”

说书人大讲殷王纣，可知对纣的传闻一定很多。纣亡在哪里？鹿台在哪里？朝歌在哪里？怎么没有对殷都安阳的描绘？纣可能不是商王。商没有王，有帝。帝在安阳的大墓里。安阳的帝维系了商族。说史人对商的政界不熟知，对安阳也不熟知。商的政界并不象书中写的那样。不是有个八百诸侯吗？八百诸侯怎样参加了反商的斗争？八百诸侯分别的脱离了自己地区的“商贵族”，商政权在不知不觉中灭亡了。而纣是唐氏族的后代，河洛地区商的最后一位管理者。在信息闭塞的商之际，周的说书人只能得到自己土地的信息，不能得到殷本土的信息。殷本土的巫掌握着绝密资料，这些绝密资料不对社会宣讲。社会人不能知道。突发的灾难，一次大地震发生了，殷本土的绝密资料埋进了地下。像殷本土这样的巫祠圣地后人竟不知晓，说书人也不知晓。那些人牲和大墓竟然在地下沉睡！

不知道读者注意到没有，据古书，商灭亡的时间是公元前一千○六十六年，三百年以后，公元前七百多年时，各诸侯开始有王系记录（谱牒），就是说，商亡时各诸侯没有达到文字记录的高度，没有对自己祖先的记录，与高度发达的商文化相比恰似两个时代。商文化集中在安阳巫那里，安阳巫的文字记录早了周诸侯二千年。

在今天，我们对商社会存在着误解，这是因为受到时间的间隔。在周时代，对商存在着误解，是因为受到地域的限制。从出土知道，安阳发生着大墓建设，发生着大规模的人殉，人殉的资源包括河洛唐的领地。可是，周的说书人对这些情况却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因为经过了尚书的记载，史记的情节来自尚书，而不是直接的得知于说书人。有了尚书以后，说书人的书也失传了。

在周人讲述的商史中，盘庚以后，唐的首领从巫祠中独立出来，巫祠被驱逐出政权。可以推测，在商贵族衰落以前，安阳的巫中心已经先行衰落。安阳的事情（如果不是考古出土了甲骨文，就）封存在巫祠里，不能留下文字的记载。　。。

氏族政权

氏族政权

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后，北从长城，南到大江，出现了一批古城，标志了生产氏族的政权时代开始。古城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先后消失，这是生产氏族建设自己的氏族政权的阶段。

氏族政权产生于生产氏族，巫祠产生于采集氏族。生产氏族经过了千多年的人工生产的阶段，达到了相当的积累能力。生产的管理，生产的组织初具规模，政权由生产的组织发育出来。氏族政权不同于秦，汉以后的皇帝政权，也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政权。氏族政权包括了大商时期的殷政权，唐政权以及大大小小的依附氏族的“方国”。氏族政权在人工生产达到一定的程度方才出现。政权的内容要比巫祠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巫祠具有崇高的威信，这威信还在信仰与咨询的范围，还不是支配的性质。巫祠的信徒（氏族）对巫祠可以信仰，也可以不信仰，因此，巫祠还达不到政权的高度。巫祠在受到信徒氏族的委托的时候，方才具有了委托范围内的权力。政权不是这样，政权首先具有权力，能够运用权力来施行控制，支配，强制等等行为。氏族政权能够支配一支社会（氏族）力量，这支社会力量在春秋以后便是军队。

巫祠的组织在巫祠的内部而不是社会。在巫祠内部，它能够行使权力，对社会则是信仰和供养的关系。巫祠维持社会（氏族）对它的信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