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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述两则事情的比较，典籍的作者得出了“巧诈不如拙诚”的结论。

乐羊在军中食子示志，最终攻取了中山，反映出了他的“巧诈”之智，而秦西巴怜而释鹿，反映出了他所具有的一种“不忍人之心”（孟子语）。按照儒家所倡导的仁义观念，秦西巴比乐羊更符合于臣子的标准，因为以他所具有的“恻隐之心”（同情怜悯之心），必然不会产生对君主的残害行为，必然会尽心维护君主的地位而不会有非分的篡逆念头。乐羊恰恰相反，他虽然立了大功，但立功的过程正好表明他缺乏那种“不忍人之心”。许多典籍选取这两件事情作比较，并引申出某种结论，确实反映出了历史上特定文化背景下社会所具有的某种价值审判，意在启发人们按此标准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恰当的人格定向，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上述两事有一种性质上的不可比较性。乐羊的巧诈对象是敌国，而秦西巴的诚信所施，并不是孟孙的敌人。秦西巴可以对小鹿怜而释之，这并不会妨碍什么，但乐羊如果对中山之敌怜而释之，就不会有什么军功，就是对魏国的犯罪。人们可以要求某人对狩猎之物施以怜悯，以相互表白自己原本具有的恻隐之心，取得社会的赞许和认可；但任何君主都不会要求、也不希望自己的将军在战场上对敌人给以仁慈和怜悯，这一道理是根源于现实的功利观。

魏文侯绝不会反对乐羊在战场上以巧诈之智而立功，绝不希望乐羊在军中见亡子而饮泣丧志，但当乐羊食羹示志，以巧诈之智立功后，他转而又怀疑乐羊对君主的忠诚之心。魏文侯对乐羊的矛盾心理，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功利观之间巨大矛盾的反映，表现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现实的背离。观念的要求和现实的要求从不同方面牵动着人们，使君主在看人用人上产生相互矛盾的心理，也使平常人常常在立功和立德的选择之间无所适从。现实要求人们立功社会，但立功的过程往往必须剔除无原则的仁慈，使用某种巧诈之智，而这很可能难以立德，为人猜忌；传统观念要求人们讲究仁慈，以诚信待人，杜绝巧诈，但这一要求又使人们难以立功。观念和现实的不同要求使用人的人和被用的人同时陷入了不易解脱的困惑中。

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求观念向现实相趋合而不是相反，把握住了这一点，就是把握住了解脱上述困惑的根本方向。人们应该面对现实，经常地在观念领域除旧布新，而不应该让传统观念凝固了自己的思想，束缚住了树功于社会的心理和行为。众典籍的作者将上述有关乐羊和秦西巴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作比较，虽然机灵地揭示了人们在巧诈之智和拙诚之忠两者之间进行价值选择的矛盾困惑，但他们没有发现造成这一困惑的根本原因，没有从促进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得出了“巧诈不如拙诚的结论”，这一结论诱使君主着眼于一己私利来看待臣民和处理问题，引导臣民明哲保身地进行行为选择和人格塑造，会使人们常常放弃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魏文侯：巧诈拙诚，价值何取（2）

其实，“巧诈”和“拙诚”并非互不相容的两种人格属性，它们可以统一于同一个人身上；人们也不能脱离具体对象和条件来谈论二者的孰优孰劣。抛开两个特意选定的事例，它们的关系就能看得比较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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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璜：贤君臣直，智救同僚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新序？杂事》、《资治通鉴？周纪一》讲述了战国初翟璜巧谏魏文侯，免除任座之罪的策略方式。魏文侯与几位士大夫宴饮，席间他问大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大家赞仁称智，都说的是赞扬之语。轮到任座发言，任座说：“您是一位不贤明的君主。攻取了中山不封给弟，却封给儿子，以此知道你不贤明。”文侯不高兴，怒形于色，准备处罚任座，任座吓得快步跑了出去。接下来轮到翟璜发言，翟璜说：“您是贤明的君主。我听说过，贤明的君主，他的臣子说话就直率。刚才任座的话很直率，‘因此可知您很贤明。”文侯听了很高兴，急忙将任座从门口请过来，拜为上卿。

魏文侯让大家评论他，看来是更喜欢听到赞扬的话，任座的批评之言惹怒魏文侯之后，翟璜既想肯定任座的意见，又想不再惹恼君主，还想让君主高兴地赦免任座，于是就在君臣关系上巧设玄机，把君主的贤明和臣子说话的直率作为一般的规律而联系在了一起，提出了只有君主贤明，臣子才说话直率的认识前提。以此为前提，他以任座说话直率来反证魏文侯的贤明，自然使魏文侯乐于接受。

巧妙之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