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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愤怒，他当着段祺瑞的两位代表叶恭绰、许世英厉声斥责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在正气凛然的孙中山面前，叶、许两人不敢出声，好久，才讷讷地劝孙中山不要太激烈，免得激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这一说，孙中山更是火冒三丈，他一下子站立起来，气恨恨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叶、许两人吓得再也不敢说话，只好十分尴尬地离去。这时，国民党中有些右派人物劝孙中山放弃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与段祺瑞合作，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态度十分坚定，他断然拒绝向段妥协。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批评了“善后会议”的谬误，同时提出两项补救办法：第一，兼纳人民团体代表；第二，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而最后之决定权，应由国民大会行使。但是，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一意孤行，于2月1日悍然召开“善后会议”。

面对段祺瑞的凶焰，孙中山毫不退让，指示中国国民党抵制“善后会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国民党当即发出宣言，反对“善后会议”，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经过多方努力，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对抗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在反对段祺瑞的斗争中，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北洋军阀的面目看得更清了。

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1月25日，病势转危，于是大家商议，将孙中山送往设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俄国医院就医，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不进东交民巷！”这样，拖到26日，才送协和医院诊治。医生检查后，决定当日下午施行手术。静悄悄的手术室里，孙科、孔祥照、宋子文、汪精卫、鲍罗廷守候在旁边，大家心里惴惴不安，又是紧张，又是担忧，谁都没有讲话。孙中山见大家如此，便笑了，说：“不要紧的。”然后乐观而坚定地对医生说：“开刀吧，我不怕痛。”于是，一场关系到孙中山生命，也关系到中国革命安危的手术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腹腔打开，大家都惊呆了，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下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医生从肝脏上取出小块组织，立即将腹腔缝合，化验结果表明，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孙中山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晚上，病房里静静的，在乳白的灯光下显得祥和而又神秘。病床边，那张熟悉的脸，是他的夫人宋庆龄，正坐在那里默默垂泪。

“达龄！”孙中山轻轻地呼唤妻子。宋庆龄听见叫声，见孙中山已醒来，一阵欣喜，连忙擦干眼泪，换上笑脸，她已经守在床边二十五个小时没有合眼了。看着年轻妻子憔悴的面容，孙中山心中涌起阵阵怜爱。自从1915年他们结婚后，十年来，宋庆龄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南北驱驰，时而谋略国内，时而流亡海外，时而是人言的飞短流长，时而是战争的炮火硝烟……吃尽了种种苦头。每在困难与危险关头，宋庆龄都给他以坚定的支持与柔情的抚慰。

想到这些，孙中山对妻子充满了深深的爱和无限的感激之情，现在看到妻子为自己的病伤心，内心如刀绞箭穿一般，他轻轻地安慰道：“达龄，你不用悲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一说，宋庆龄再也忍不住了，刚刚擦干的眼泪如泉水般往外涌流，她痛哭着，大声说：“我一切都不爱，只爱你而已！”孙中山伸出手，柔情地抚着妻子，喘喘地安慰：“达龄，我不会有什么事的，革命还需要我，我离不开你，离不开革命，我不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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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3）

当然，这只是宽心的话，孙中山是学医的，他已从自己的病情，从众人的神情与妻子的伤心中，猜测到自己可能得了不治之症。他要医生告诉了他实际情况，这位饱经人生忧患的革命者反而更加平静了，他要与病魔作斗争，用坚实的步子走完最后的人生。

孙中山虽在病中，但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广东、是革命。他常向广东方面写信、发电报和书面谈话，以指导广东革命政府的工作。当广东政府决定东征###陈炯明的消息传来，孙中山十分兴奋，他立即致电胡汉民、廖仲恺等，说自己“大病少苏，闻东江将战，复添系念”，希望前方将士“诸兄努力破敌，以安内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