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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全家用来照明的是一盏煤油灯。不是街上买的罩子灯，是最原始的自制灯，一个小瓶子，用铁丝扭成一个把手，用铁皮卷成一个灯头，调节明暗亮度靠直接去拨动灯芯。这盏油灯一般总是高高地挂在墙壁上，让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让它的光线能照亮更多的地方。我上学以后，有时晚上做作业，要把油灯取下来放在当办公桌用的那只木头箱子上。小小的油灯被我的身影遮挡，顿时屋子里暗了不少。每当此时，屋子里就会响起大人们的斥责声：“日上不做，晚上来做！抵尸影！”

我不知道“抵尸影”这三个字是否写对？是否能正确表达他们的意思。在一片责难声中，我只能加快速度做完作业，好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作业，晚上做作业的情况很少。

除了这盏自制的小油灯外，还有一盏玻璃罩子灯，那是父亲晚上在堂屋里做事用的。刚回南昌那几年，父亲没有正式的工作，只能在家里做皮箱把手卖钱。这是一件既费体力又费时间的技术活，有时为了赶出一批货早点出手，父亲总是要“打夜作”。他把灯上的玻璃罩取下来，用布擦拭着，擦完，用嘴呵口气，又擦一遍，明晃晃一尘不染，才放心地安上去，点亮油灯，满屋生辉。父亲找来一张纸，中间挖一个洞，放在玻璃罩上，光线被纸罩住，全集中的案板上，集中在父亲不停忙碌着的那双手上。

望着父亲在明亮的罩子灯下做事，我心想，如果我能够享受到在罩子灯下做作业的待遇，那该多好！这在当时是个多么奢侈的想法啊。

今天我坐在明亮的台灯下写着这些文字时，半个世纪前的情景历历在目。我甚至清晰地记得家里摆放的所有物件。

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除了中间有一块一米见方的空地外，四周都放着东西。一张大木床横着放，一张大竹板床顺着放，几乎占满了空间。靠近窗下放着一只用木架架起的木头箱子，箱子上放着火柴、竹壳热水瓶、镜子等几件日用品，放着油灯，成了全家人活动的中心。写字、看书、游戏、做针线、商量事情……都在箱子周围。在木床与墙壁之间不足两尺的角落里，摆放着中国人使用了千百年的卫生设施——马桶。另外还有两只圆形木桶，用来放衣服。房顶半边用木板搭出一个搁层，用来放杂物。堂屋只能用靠近房间的这小半边，两条高脚长凳上架着几块木板，成了父亲干活的案板，案板下面放着堆煤球的木箱。两家共用的厨房里，放了一只水缸，一只简易的切菜台子，一只煤球炉子，炉子旁边的墙上有一个铁钉，炒菜的耳锅不用时挂在上面……这就是维持全家吃喝拉撒全部生活的全部物件。

门牌为养济院背91号的这栋木板房，住了两户人家，右边是我们家的那间小屋，左边是房东家的套房。两家共一个大门，共用一个堂屋，共用一个厨房，按理关起门来就是一家，应该睦邻友好、相互帮助。无奈房东心术不正素质太差，很难相处。

房东李苟婆是个油漆匠，在乡下四方游走帮人油漆，顺带搞点贩买贩卖。长期的有毒物质污染，造成了他的肺结核病，又称为“痨病”。早晨或者黄昏，我们总能听到一阵紧一阵的咳嗽声，“气逼”过后，终于吐出了一口痰，声音趋于平静。

这口痰，不是一般的唾液，而是携带无数病菌的传染源，父亲称之为“黄脓”。李苟婆有随地吐痰的习惯，即使是这种“黄脓”痰，也毫无顾忌，故意吐在堂屋里人多的地方。似乎不传给别人他的病就不会好，传得人越多他的病就好得越快。我见过他刚吐出来的脓痰，状如桨糊，冒着热气，泛着泡沫，散着异味，令人恶心。

父亲是个爱干净的人，面对地上的“黄脓”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不好当面发作，只能背后咒他“吐血”。父亲知道肺结核病是会传染的，他担心“黄脓”痰会把病菌传染给自己的儿女，他总是悄悄地用煤球灰把痰盖住。

父亲对于房东的这种恶行一直耿耿于怀。有一次，李苟婆从外地乡下贩了一批食油来倒卖。食油是统购统销商品，国家不允许私自买卖。父亲悄悄地报告了有关部门，结果是否被查处，我已经记不清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物质匮乏时期，那时购买所有的商品似乎都要凭票证，买米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日用品要商品供应证，唯独生儿育女无需凭证，没有准生证这一说。于是，在这间小屋里，弟弟妹妹们像雨后春笋般来到人间，全家从五人增加到九人。三代九口人，住在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挤在两张床上睡，随着孩子们年龄逐渐增大，这种状况越来越难维持下去。

于是父亲想出了个床上搭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