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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首领”。这种关头是最难决定的关头。这种关头所作的决定是人生最大的决定。我们拿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二种情形。“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搂之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然则搂之乎？”这里就含有就文化价值来说应须规避而就生物逻辑来说必须趋进的动机冲突：如果“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那末即为表现一种文化价值的“礼法”所不许，因为这是被视为反礼教的勾当；如果“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那末正合人的基本生物逻辑的需要。在这种关头，人对于同一个目标既想规避又想趋进：文化价值的力量拉着他后退，生物驱力推着他前进，所以他不得不陷于动机冲突之中。动机的冲突使人挫败。挫败易于导向侵略。在一个因文化解体而形成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目标不能达到，于是大多数人陷于种种动机冲突之中。既然动机冲突使人挫败，于是这种社会到处潜伏着侵略倾向。潜伏着侵略倾向的社会就是“革命”的温床。在这种社会里，如果有解决动机冲突的意底牢结流行，又有奇理斯玛人物出现，给大家的侵略倾向汇成一条出路，那末洪流就沛然莫之能御了。第一次大战以后的德国，近五十多年来的中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刚从殖民制度之下解放出来的若干新兴国家之*，都足以例示这种情形。

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之间的违离还有程度的大小问题。生物逻辑对其违离有一个忍受域。这个忍受域之大小又因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而有大小之别。例如，中国古老文化以“忍受”为最高美德。因此，中国一般文化分子除了具有特别忍受*的美德以外，对于忍受饥饿、水灾、旱灾、虫灾，以及疾疫所能到达的忍受域，绝非年轻的美国人所能企及。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似乎总是名列前茅。虽然如此，中国文化分子究竟还是人，而不是化石。所以，中国文化的忍受域固然特别大，但不是无穷大。因此，中国有黄灾委员会之出现。任何文化对其文化价值之违离生物逻辑的忍受程度都是有一条最后忍受线的。一过此线，任何文化价值的要求，都会打回票，或变成呆账，或根本被推翻。当着文化价值违离生物逻辑时，其所要求违离的程度在忍受域以内因而可以“将就”时，生物逻辑可以有弹性地向文化价值调整。例如，我们的生物逻辑之一是喜欢吃好东西，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是讲节约。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有道德夫子叫我们不要大鱼大肉的吃，而吃青菜豆腐。我想，为了勉学作“圣贤”，许多人是可以照办的。然而，如果我们的道德夫子对于这种成绩还不满意，他要大家向甘地看齐，人人向伯夷、叔齐学习，那末大家恐怕只好“作鸟兽散”了。复次，当违离生物逻辑的文化价值不复有社会基础，然因其尚为一形式条件，因心理惯性而使它余威犹存，很少有人敢于正面反对时，就很容易变成舌头上服务的词令。如果现在有人强调“妇道”，强调片面的“贞操”，我想就会落空。

六　文化对文化的倚赖

不同的文化可以分作这个文化或那个文化。同一个文化可以划分作不同的发展阶段或不同的制度或不同的要件。依据这里所作分别，所谓“文化对文化的倚赖”可以有这几种意义：第一，这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之全般的或局部的倚赖。例如，在技术上，清末中国人兴建新式海军非仰仗西方文化不可。第二，在同一文化之中，后一个发展阶段对前一个发展阶段的倚赖。这也就是说，如果同一文化没有前一个发展阶段，那末便不能有后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后一个发展阶段是从前一个发展阶段衍生出来的，或者后者至少与前者相承。例如，就儒学而论，没有孔孟就没有程朱。就器用而论，没有电学上的发现，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电化世界。第三，在同一文化之中，这一个或这一类簇的文化要件的出现或存立常以另一个或另一类簇的文化要件的出现或存立为必要条件或充足条件。农耕之出现，可以大量生产食粮，支持较多人口生存，并养成一反游猎时代的奔驰习惯而安于定住。这样，才有固定疆界的国邦初型出现，大规模的战争才成为可能。轮之出现才导致交通系统。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最早的拟人（hominias）只能用手、脚、牙这些生物的装备来获取食物以维持生存。后来，他们大概用木棍或石头获取食物。依照旧石器时代下期（Lower　Paleolithic）考古记录，拟人之用工具是一件发展缓慢的事。此后，经过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Paleolithic），旧石器时代上期（Upper　Paleolithic），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新石器时代（Neolith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