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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双方经常在某些问题上，展开了政治性的明争暗斗。

1917年3月3日，在段祺瑞主持下，内阁通过了对德绝交的议案。次日，黎元洪借口国会尚未通过，拒绝在电稿上签字。于是段祺瑞便用愤怒去天津的行动，要胁黎元洪。后经过另一个军阀——直系军阀首领、副总统冯国璋的调停，黎元洪接受了不干涉、对德的外交条件。6日，段祺瑞意气自得地由天津返京。8日，他即将对德绝交议案和中国希望之具体条件，秘密通知日本。这些内容的提出，遭到日本外相本野的斥责，认为这是缺乏诚意的一种策略性的试探，是对日本缺乏以真意相告的一种表现，而主张先行绝交，再商条件。北京政府经国会同意后，便在14日正式向德发表绝交照会。

继绝交以后而来的是参战问题。段祺瑞为了能符合日本对自己的要求顺利达到参战目的，便照抄他的老师袁世凯的老办法，想利用一下军阀的实力。

###日，段祺瑞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成立督军团，名为开军事会议，实则为国会内通过“宣战案”作准备。这样，既可以统一地方军阀的不同意见，又可用之威胁国会。由于英、法、日各国多表示赞成段的意见，法国更在宴请各督军时扬言：“中国应立即对德宣战，国会意见不关重要。”因此，“宣战案”在督军会上获得通过。

段祺瑞在督军会议上获得通过对“德宣战”后，即派出13000人的所谓中国“参战军”但不是到欧州去参战，而是到法国北部背面去劳役。

5月23日，黎元洪先发制人，由国务委员伍廷芳副署，发表了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命令，并即以伍代理。段祺瑞在愤然出京的时候，发出了带有挑唆性通电说：“查共和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任免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既不能负责。……”并向部下暗示，可以任意而为。倪嗣冲在29日首先宣告脱离中央，接着张作霖、张怀芝、李厚基、赵倜、杨善德、陈树藩、曹锟等也相继独立。他们有的是段系军阀起来声援段祺瑞，有的虽则与段无关，但也欲趁机起来谋利益。黎元洪无法之余，只得四处呼救，他曾先后要求徐世昌、梁启超等出面调停，却遭拒绝。在这僵局之下，清朝的孤臣孽子张勋表示可以出任调停。

黎元洪、段祺瑞在参战问题交恶，各省督军纷纷宣布独立，黎在求告无门的窘境。日本趁机指派佃信夫其人出面，撮合段祺瑞和张勋的合作。段祺瑞的真正目的是借合作之名，驱使张勋赶走黎元洪，为自己造成“东山再起”的机会；对于所要求的复辟条件，作含混而非正面的“允诺”。张勋受了段祺瑞的欺骗，认为这是自己实行复辟的一个良好机缘，于是便派李盛铎到京，向黎元洪表示“愿任调停”之意。黎也急于想“倚张自保”，便接受张勋解散国会的要求。张勋在6月7日率领步、马、炮兵十营约五千人及随员一百四十八人由徐州动身八日行抵天津。

黎元洪听到张勋统率人马要开来北京的消息，就开始怀疑张勋此行不怀好意，立即电请徐世昌、李经羲两人劝告张勋“减从入京，以免京师恐慌。”不料到八日，张勋突然向黎派到天津来欢迎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请总统下令解散国会，自八日起至十日止，限于三天之内实行，否则不负调停责任。夏寿康慌慌张张地把这个消息转报黎，黎感觉这个“调停”人比叛督更凶，他自己犯了引狼入室的错误。

9日，张勋没有待黎的回音，就派辫子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这是公开向黎示威的一个步骤。仅在几天前，黎采纳李经羲的建议，想利用张勋去退督军团的兵，而此时最感迫的是退张勋的兵。

在辫子军开到北京的时候，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也不敢实践其全力担保维持北京治安的诺言了。9日晚间，他自动地搬到总统府来下榻，表示其与总统共生死的决心。10日，黎元洪他去找代理内阁总理伍廷芳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伍一口拒绝。

王士珍鉴于问题没有解决，祸事快要临头，就偷偷地回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私宅，准备逃出北京。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黎，黎急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等到王宅力加劝阻，王才无法脱身。

6月30日晚间，辫子军大帅偕同复辟派陈宝琛、刘廷琛两人，偷偷进入清宫参加“御前会议”会议完毕，张勋若无其事地到了江西会馆。

同一时期，步军统领江朝宗接二连三地接到安定门和西直门守城部队打来紧急电话，有大批辫子军要叫开城门，应当怎么办？江吩咐他们暂时不得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