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2/4 页)

冬，他一年到头总穿着军上衣、蓝裤子（空军军服当时是蓝裤子）。常年戴顶绿军帽，脚上总是军用解放鞋。他穿的军衣常常洗得发白。有些中学生爱模仿电影里有游击习气的战斗英雄，不系领子下面的扣子，露着脖子和胸脯。杜恒昌穿的军衣最上面的扣子总是系得严严。

他有老大哥情结。在农村家是老大，来北京的家后也是老大，到六中后还是班里老大，他对待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从不与他们争抢、攀比、计较。比如吃饭时，有人爱开玩笑，彼此抢夹一点好菜吃。杜恒昌绝不开这种玩笑，他总是一副长兄的样子，什么好事都尽量让给别人，自己不要。

他性情温和，很少发脾气。人们都说无论什么时候，他看人总笑眯眯的。继母解释说他的眼睛是笑眼，单眼皮的眼睛张不很大，老微微眯着，带着笑意。但给人的感觉他不只眼在笑，内心也在笑，绝对不是老狐狸式的假笑。所以他的群众关系极好。

他讨厌显摆。因为当干部又住校，家里给他买了块手表。在高中生中，当时能戴上手表的寥寥无几。杜恒昌平常总把手表藏在袖子里，看表时动作很小，看完后迅速放下，缩进袖子里，尽量不让人发觉。

他会做针线活，能自己动手补袜子。他的床铺干净整齐，一点不邋遢。

他非常听老师的话，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大善于独立思考。但他也不是阿谀逢迎的人，不会别有用心的讨好人，巴结人。

杜恒昌的数学较差。当时六中有一位特级数学老师叫李观博，获悉杜恒昌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曾在课堂上说：昨天发展杜恒昌入党，我同意，但我要给他提一个意见，数学课上他从来不举手，不积极回答问题，希望他改正。

李老师的这条意见立竿见影。下一次上数学课时，李老师刚一提问，杜恒昌马上举手。当李老师让他回答时，他站起来尴尬地说：“不会。”这件小事给人们印象很深。不会为什么还举手呢？就因为数学老师批评了他老不举手，于是不会也举。

杜恒昌体育方面没有特长，篮球打得不好。平日很少看外国小说，唱歌比较干巴巴，不够优美。他缺少文艺细胞。

自从抓阶级斗争以后，学校强调贯彻阶级路线，重视出身，干什么都要看出身。那时候，最好的出身是“革军”，其次是“革干”，再次才是工农子弟。杜恒昌并不因为自己“革军”出身，就傲视别人，他待出身不如自己的同学依旧温和谦虚。

北京六中位于南长街南口，距离天安门广场只几百米，和中南海近在咫尺。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朱德的孙子朱春园、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以及康生、朱理治、罗舜初、冯仲云、王家杨等的孩子都先后在此学习。学校很自然地就有浓厚的政治气氛，充满着蓬蓬勃勃的革命渴望。

1964年全国开始搞“四清”运动，*确定了全国中学“四清”有两个试点，一个是北京六中，一个是福州二中。来北京六中的工作队由国务院二办、北京市委、团中央三家组成。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亲自担任工作队队长。

经过反复学习社教文件，深入领会毛主席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全校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干部子弟纷纷起来批判校领导“打击*工农和干部子弟”——他们因为学习不好，有的被迫离校，有的入不了团，有的评不上三好生，这是学校“不贯彻阶级路线”。开批判学校党支书汪一净的大会时，有高三学生冲上去，抽了她一耳光。当时工作队长就在旁边看着，没有制止。因此早在四清时，六中就开创了打人风。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5）

受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影响，六中还一度成立了“干部子弟协会”。

六中的“四清”运动甚至还把矛头对准了学生。高三一班学生万明的父亲在参加解放军之前，曾在国民党青年远征军203师当过少校教官，是蒋经国的部下。万明在思想革命化运动中，主动交待出了这一情况，结果就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出身，被迫一遍一遍地写对自己家庭的认识。

“四清”开始后，万明成了反面典型。同学们揭发了他两条罪状：一条是说过“托毛主席的福”。当时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时，常说“今天的好日子是托毛主席的福”。万明在与同学开玩笑时也说过一句“托毛主席的福”。某个跟万明最要好的同学揭发了他，批判道：你万明没资格说这话，你不配说，你说这话是挖苦讽刺。

另外一条是“四清”前，全班讨论当遇到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时，你应该怎么办？多数同学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