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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东吴大学时期的一幢红色小楼，我很少踏进那幢楼。暑期学校通常组织政治辅导员去外地考察，我也从来不报名参加，因为我听到了太多在窑洞或者什么地方通宵打牌的故事。而我则选择去北京、上海、南京的图书馆去查资料，当时，我的兴趣集中在写一本中国当代散文史的书。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当时的政工系统中是非常不合群的。将近二十年后，我意识到，我当时的不妥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初为人师（2）

现在看来，我的那些想法并无高明之处。这可能与自己的阅读有关，而自己的专业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承担了众多“先锋”思想的文学影响了我自己做学生思想工作时的思路与方式。八十年代文学中的话语资源，和我承担的工作其实存在话语冲突。在学生个性觉醒，文化的选择已有多样化端倪时，我们只强调主体价值的一面，忽略了选择的多样性，而主体价值又在整合之中。即便现在，我们在面对学生时仍然存在着我在八十年代的困惑。尽管有些规定和制度已经发生变化，调整也多。我在的这所学校，从禁止恋爱到不提倡恋爱再到前两年不仅允许结婚而且同意学生请产假，这是一个怎样的跨度。但是，在深层次上应对学生思想问题的方法还承袭了八十年代变革、争议中妥协的那一套方案。我们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但我们又同时背负“革命传统”，而现代化史和革命史之间，价值系统是有差异的。我的想法在文学研究中是正常的，而在思想工作中则被视为非常。这样的落差因为学校的格局显得突出，如果是在别的大学，也许不会视为问题。一九八八年三、四月的“蛇口风波”也波及到我们学校。学校有关方面为了统一思想，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座谈会，辅导员、“两课”教师都参加。这类会议通常是资深的老师发言，根本不需要我这样的青年教师说什么。但在听了三位老师发言后，我有些憋不住了，特别是有位老师说出“蛇口哪里像社会主义”这样的话。第四位老师要发言，我说你等一等，我先讲。我说：我非常奇怪，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的环境，离开学生的思想实际，我们能讨论什么？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用一个人塑造一代人的做法已经不可能。这样的时代过去了。我只说了这样两句话，会场突然死寂。随后，会议的发言完全朝另外一个方向进行。主持人总结时说，有些辅导员的想法是很危险的，要端正思想。

虽然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主持人的话还是让我难堪。那时，我已去过多次寒山寺，可从未注意过禅宗公案里寒山与拾得的一则对话录。许多年以后，在“三讲”活动之余，我陪教育厅和学校领导到郊外的一处寺庙参观，无意中发现一面墙上书写了这段对话：

拾得曰：世间有人，笑我骂我，诽我谤我，辱我打我，嫉妒我，中伤我，非礼我，以及种种不堪我，当如何？寒山子对曰：只是听他任他，忍他让他，躲他避他，漠然他，不理他，一味由他。再待几年，汝且看他。

我们一行人都面壁良久不语。

“疏导”这个词，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是使用得比较多的，“对话”是后来才出现的。我记不清楚这个年级是怎样稳定下来的，我又是如何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在价值观上，我始终不会放弃自己的坚持，但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对待生活琐事上，我宽容待之。

逃课，在大学里是常有的事情，因为没有实行完全学分制，逃课便是违纪行为，累计课时达到一定数量就是旷课，轻则给予警告，重则留校察看，甚至开除。这个年级让老师和系领导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逃课学生多。课代表点名无效，班长点名无效，任课老师点名也无效，系领导说你去点名吧。我去了，有些效果，逃课的同学赶紧找我检讨。但这也不是办法，我不可能经常去点名。我开始听课，查点名簿，发现只有少数几门课常常有逃课的学生。有一门选修课，任课老师几乎每周来找我反映缺勤情况，希望我整顿。我去听了一节课，对系领导说，如果我是学生，我也想逃课，但我是听话的学生，我会约束自己不逃课。可是，不是所有学生都听话，怎么办？可见，学生缺勤的原因，与老师的上课有关，而不只是学生的问题。我建议领导也要找任课老师谈话，检查老师上课的准备情况和教学质量。这位老师非常敬业，在我教学科研之初，也曾给我关心，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知识结构陈旧了。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的大学也不是个别的，学生能够选择的课程太少。我虽然这样对领导说了，但在教室面对学生时，我还是强调纪律，强调学生对老师劳动成果的尊重。我同时也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