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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长见这一手不行，便放开小蒋，嚣张地扬言要带队伍来和小蒋交火，看校长是要在前方领兵抗战的学生，还是要破坏重庆对鸦片烟“寓禁于征”统一政令的儿子，气愤地走了。

蒋经国虽把李军长硬顶走了，但也怕这个蛮子真的带队伍来赣州闹事。因为在那个年代，正规国军打地方保安团的事屡有发生；何况自己烧鸦片确实违背了重庆“寓禁于征”的政策，故他在采取了一些安全防范措施之后，依然有些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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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毙五名烟贩

这次惩治“仁记宝成行”搞得痛快，放开了手脚，顶住了干扰威胁。旗开得胜以后，蒋专员及其禁烟部属军心振奋，一个个摩拳擦掌想要大干一场。

一天中午，赣州响起了空袭警报，市民纷纷进城躲避敌机，有两个瘾君子烟瘾大发，哈欠连天，泪涕长流，乘放警报的机会，躲进北门内八境台附近一家民房里，抽鸦片过老瘾。这间房子是秘密开张的“燕子窝”（鸦片烟馆的别称），不要命过烟瘾的一个是曹老巷“鸿煤油商店”的经理傅某，另一个是民生火柴厂的事务员朱仲农，都是财主崽子。没想到他们二人的行动被驻防在北门灵山庙的省警二大队侦缉组员发现。他们向组长闵寿益报告，经过电话请示，干警立即把吸烟犯朱、傅二人和开烟馆贩烟土的犯人三人全部抓了起来，送往省警二大队。大队长张寿椿发现五犯之中有两个是富家之子，不禁眉开眼笑，觉得既可向蒋专员报功请赏，又可在财神爷身上榨取点油水。于是，立刻坐上自备的黄包车，打道专员公署，向蒋专员报功。

小蒋听说抓来的是富商子弟，而且很有来头，正中下怀，当时他很想抓几个有来头而又敢违反其令的典型，重办几个，立立虎威，压压邪气。小蒋便命令将五个犯人解送专署军法室听候处理。

此案一发，当即再次轰动赣州全城。原来朱仲农是南昌大陆银行经理朱明荪的儿子；傅二老板是美奂煤油公司买办傅调的老弟。朱、傅二家都是南昌财团的大资本家。二人被抓后，家属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托人疏通求情。他们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既是省警二大队抓的，还是去找省警二大队长张寿椿搭救，请求他压住此案不往上报，私下了结，出什么代价都可以。张寿椿听了，既不敢答应压住不报，又不肯放弃这块胆肉，敷衍说：“我再想想办法。”

到了第二天，动了一夜脑子的张寿椿对朱、傅两家人说：“我替你们想了个名堂，今年10月，是蒋总裁的54寿辰，你两家要求参加献机祝寿，共同捐献一架飞机祝寿，专员一定高兴，说不定就会把人放了。据我所知，最便宜的驱逐机是10万银洋一架，你们两家各出5万怎么样？”两个家属互看一眼，先是被10万元的天文数字吓住了，为搭救两条性命，只有忍痛点头答应，各人回去筹钱。

之后，张寿椿去见蒋专员，转达朱、傅两家申请“献机祝寿”，表示赎罪之事。小蒋听了未置可否。不料，军法官蒋善初跑进来报告，外面传闻朱、傅两家以“献机祝寿”为名，企图逃避刑罚，对蒋专员颇有微词。蒋经国听了非常恼火，把张寿椿训斥了一顿。

第二天早晨，举行“总理纪念周”时，小蒋公开斥责说：“被抓烟犯的家属企图用献机祝寿花钱买命，玩忽国法，真是异想天开，白日作梦！”

“白日梦”做不成，张寿椿知道事情完全没了指望，回到家里，把朱、傅两家的家属找来，责怪他们不该把事情对外宣扬，自己搞糟了。把责任一推，张寿椿不敢再管了。

朱、傅两家家属并没有放弃希望，执著于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俗理，又急急忙忙跑到泰和去送厚礼、找路子。大把的钱还真让“大鬼”推起了磨，省主席熊式辉答应救人，拍了一个急电给四区专署：“把五名烟犯解送省府军法处审理。”哪知“大鬼”好使“小鬼”难动，蒋经国接到电报，冷笑一声，立即判了五犯死刑，马上执行，同时电复熊式辉：“五个烟犯早已处决。”

熊式辉的电报成了催命符。原本拟判两个吸烟犯死刑，开烟馆的三犯有期徒刑，蒋专员在盛怒之下，通通判了死刑，只有全部枪毙。

烟贩、烟鬼大惊失色，手脚无措。

事后，朱傅二犯的母亲和妻子大哭大骂张寿椿，说他白白得了许多金条，人还是没有救到，他个人又立功又发财，将来会不得好死。

终于查禁不动了

枪毙五个烟犯之后，又抓到一个吸烟犯，而且是一个大鸦片贩子，名叫黄子裳，广东新会人。他神通广大，到处兜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