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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的“当场释放”，以示“宽严结合”，有的判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立即被押送到监狱去了。

法院的判决书，也就是“正式文件”呢？我没看见，至少是当时没给我看，叫我无法上诉。我只是从法院干部在台上朗朗地宣读中知道自己“罪行”的。1979年有关单位给我平反时，从我的个人档案中抽出来准备销毁，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仍旧是薄薄的“雪莲纸”，但比巴掌大，如现在B5打印纸那样大小，油印的，长达好几页。办理平反的干部仔细看了后大吃一惊。他吃惊的是我的“坦白书”。原来，先前我听了反动言论不汇报被揭发出来，农场生产队书记责令我写份坦白交待材料，我竟写了份“万言书”，坦白交待了我的真实思想。判决书上摘录了坦白交待材料上的许多话。可是，让人意想不到我坦白交待的思想完全符合现实的发展，到1978年，形势竟朝着我当年的思路来了。这里我就不详细叙述那时我想了些什么，但其中这段话可以说一说。当时，生产队书记特别要我交待为什么我听了反革命言论既不汇报，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我是这样交待的：

“我认为，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时，国内都没有出现暴力的反党活动，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非常稳固，是不可能用暴力推翻的。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所以我没有受他们拉拢。”

我揣摩为什么宣判那天没有当众宣读我这部分“反动言论”。其实这部分才是“精华”，宣读出来肯定会造成影响，台下的听众会中我的“流毒”而对未来有所期望。可是，我说什么“健康力量”，无形中就指当时党的领导不是“健康力量”，竟然给我轻判，我不能不承认当年“量刑准确”。

那位领导说“你怎么能有今天？”，就因为我当年已经想到了会有今天。

不过，这份“坦白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我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证。

“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是实的，来由如上。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算是虚的，是没有“正式文件”的。

三

（此处略去5000字，详见原书）

……

“身份识别制度”另一个特点是封闭性，各个层次之间绝对不能流动，婆罗门永远是婆罗门，刹帝利永远是刹帝利，首陀罗永远是首陀罗，“不可接触的贱民”永远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身份”和姓氏一样传宗接代。所以我才在上面说“成分高”的后代怎么都改造不好，怎么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你无论如何费尽心机都挤不进另一个等级中去。当我在劳改农场捧读《资本论》，读到这样一段话时，我不禁激动万分，在叹服马克思观察分析问题精确之余，还使我认识到这套“身份识别制度”绝不能长久运行下去，是一套看起来设计严密其实非常愚蠢的制度。请看，马克思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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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5）

“……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指贷款，因其篇目为‘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收入。生息资本（续）’－引者注）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阶级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1974年版679页）

而我们的“身份识别制度”却严格拒绝“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决不“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相反，还把统治阶级内部的杰出人物打压下去。这种“无产阶级专政”能巩固和长久吗？

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引用马克思这段话，是因为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说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贫富悬殊，其实根本问题不在这里。根本问题是贫富之间能否流动，阶层之间能否流动。如果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