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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0％来自国外的学术机构。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1965年至1992年间最有效的21种药物中的14种是公共研究发现的。《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一项调查表明，1992年到1997年间最畅销的50种药物中的45种获得过政府资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毫无疑问，财政资助的医药研究——而不是制药公司进行的研究——是创新药物的最主要来源。对于治疗艾滋病和癌症的药物来说，尤其是这样。梅里尔·古兹内尔（Merrill　Goozner）在他的著作《8亿美元的药丸》（The 800　Million　Pill）中详细介绍了这些药物的发现和研究过程，并且清晰地展示出财政资金资助的研究的重要作用。

两次付费

想到纳税人对大型制药公司做出的巨大贡献，你可能会认为制药公司在药品价格上会有很大的优惠。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让我们来看看紫杉醇（Taxol）和Gleevec的定价。

紫杉醇（Taxol）上市的时候，治疗一年需要花费1万到2万美元——这是其生产成本的20倍。你一定还记得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在最初的研发过程中一分钱也没有花，只不过在后来为了扩大该药的使用范围而资助了临床实验的开发。目中无人的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在紫杉醇（Taxol）五年的市场垄断权到期之后，通过与准备进入这个市场的通用名药制造商打官司，终于又赢得了三年的时间。拿2003年来说，该公司向国家卫生研究所交纳了3千5百万美元的专利权使用费，而它在这种药品上赚得的收入是90亿美元（专利权使用费协议规定的是收入的0�5％）。而同时，政府又通过医疗保险系统返还给百时美施贵宝公司数亿美元的资金。

按照诺华公司给Gleevec的定价，治疗一年需要花费2万7千美元。诺华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魏思乐在一本新书中承认，Gleevec获利丰厚。我认为的确如此，因为它的开发过程进展迅速，同时它还是一种罕见病用药从而能够享受税收优惠。他还承认了Gleevec的定价部分参考了干扰素（Gleevec取代其成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疗药物）的价格。也就是说，价格是市场所能够承受的价格。治疗这种致命疾病的药物价格高得吓人，诺华公司宣布对收入有限者给予一定的折扣。但是根据2003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这项计划并没有很好地实行，特别是在那些贫困国家里，只有极少数病人能够免费得到药物。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中，有一个听众向魏思乐抱怨说，他的一个朋友身患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并且有得到优惠的资格，但是却很难得到优惠。我听后一点也没有觉得奇怪。

此类例子中最极端的恐怕是伊米苷酶（Cerezyme），这是由Genzyme公司（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合成的酶。这种药物被用于治疗一种极其罕见的病——高雪氏病（Gaucher’s　Disease），这种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大约5　000名患病者。研究和早期的开发工作全部由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科学家完成，其中有两名科学家离开了原来的研究所设立了这家公司并继续他们的研究［早期工作中最主要的贡献者是罗斯科·布雷迪（Roscoe　Brady），他发现了高雪氏病的成因，但他依然在研究所工作］。患者服用伊米苷酶每年需花费20万到30万美元。根据梅里尔·古兹内尔的《8亿美元的药丸》，至少有一位患者对该公司表示了不满。这位患者的父亲说：“这是政府开发的药物，并不是Genzyme公司的成果。这是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功劳。但是政府一旦将这些智力资产转移给制药公司，就完全失去了控制药物价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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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业还有创新的能力吗？（5）

一个更近的例子是罗氏公司（Roche）治疗艾滋病的新药Fuzeon。该药2003年获得FDA的批准，在治疗艾滋病上取得突破性成果。根据《华尔街杂志》记者瓦内萨·弗尔曼斯（Vanessa　Fuhrmans）的详细报道，Fuzeon是由杜克大学发现、当地的生物科技公司开发的，随后才被罗氏公司获得。罗氏公司不仅没有在早期的研究开发中发挥什么作用，而且它还要求患者每年为该药支付2万美元——是大多数艾滋病药物价格的三倍。大约五分之一的艾滋病药物被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