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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有私于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的记录与之类似，均不见“逊位”字样。郝处俊所用的典故，是魏文帝曾下令，即使皇帝年幼，群臣也不可奏事太后，让后族临朝辅政。且逊位武后，意味着皇太子地位的改变，而郝处俊的谏言中完全未触及这一点，不免让人不解。贤自幼聪明俊雅，读书过目不忘，深为高宗所嗟赏，曾对司空李勋赞其“夙成聪敏，出自天性”，似乎未见此前对新太子有何不满。故此高宗召集众宰相讨论的话题，当是天后是否正式摄政监国而非逊位。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高宗因为病痛早已有心放下政事，让儿子早日接班。没料到李弘突然去世，打乱了高宗的所有计划。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贤虽然聪明，但毕竟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决策参政难免经验不足，让高宗感觉不放心。另一方面，高宗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身边能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少。小情人魏国夫人已经不在了，上金、素节、义阳、宣城等庶出子女常年在外地，就像常乐长公主这样能和他谈上几句的亲戚都被武后以各种理由禁止入京面圣，长年陪伴在他身边的、他抬眼能见到的永远只有武后。至亲如夫妻，武后的权力欲他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以前他可以把国事完全交给太子弘来掌握，弘已多次监国，众宰相又多是太子署官，君臣投契相知，互敬互重，高宗有足够的理由放手。但弘现在不在了，原本“不亲庶物”的高宗只能出山再来培养新太子，但群臣是否能像对弘那样衷心地拥戴新太子，是否还能有效地遏制武后，他实在没有把握。召集众宰辅商议是否让武后正式摄政，也有存心试探群臣动向的意思吧！

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是召集众宰相议事，当时为中书令的郝处俊表示反对，李义琰以中书侍郎、同三品的身份位列宰相而附议，其他宰相的发言虽未记载，并不见得就表示支持武后摄政，史书中只是记载出代表性的说辞，而他们的集体意见否决了高宗的提议。也就是说，武后在实际朝政中尽管影响不小，也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但高层官员中对她不以为然的仍不在少数，可能因为妇人干政为古中国的政治传统不容，且武后门第不高，背景复杂，也可能是因为有人不喜欢她的处世方式。太子弘死后，东宫的署官宰相调整如下：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也就是说，故太子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全部转为太子贤的僚属，无形中也让天后与故太子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继续延伸至新太子身上。这些人中，左仆射刘仁轨为李义府的政敌，一直反对武后临朝。某次陪同高宗观看新落成的镜殿，惊趋下殿：“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刚才臣竟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这样明显的借题发挥，便是针对武后揽权过甚而言，而高宗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长期为太子僚属，太子弘监国期间多耐这两位宰相主政，深为武后所忌。郝处俊明言反对武后摄政，算是铁杆反武派，以至武后临朝以后，仍迁怒于郝处俊之孙。众宰相中唯有李敬玄，政见和立场与其他宰相有所不同。

史载李敬玄于总章二年（669年）入相，永隆元年（670年）罢相，不过最后三年都仅仅是挂中书令的头衔在唐蕃前线作战。而他与两位著名反武人士刘仁轨、裴行俭的关系，以及武后心腹老臣许敬宗的关系，都颇可以一议。李敬玄曾与裴行俭共事多年，主持官吏的典选推荐，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然这两人私下交情颇恶，据《旧唐书。杜易简传》记载：“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由此可见，裴李矛盾十分尖锐，以至结党攻讦，但具体是什么矛盾，今天已经无法详细考究，仅能从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揣测。考李敬玄的发迹，正是高宗初年，且与许敬宗的延揽推荐密切相关。《新唐书。李敬玄传》云：“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材，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为人峻整，然造请不惮寒暑。许敬宗颇荐延之。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迁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拜西台侍